当才子引经据典地给你开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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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靠才气写作终有一天会枯竭以致不得不不断重复以前的自己，到时才真的是身份的焦虑。

　　只要神有一丝的变化，费埃克斯人就会充满了身份的焦虑。神灵的保佑是他们唯一的活路。

　　■沈宇(杭州，编辑)

　　译文出版社的德波顿系列一直打的是才子牌。拿之于普鲁斯特、蒙田、王尔德相比，广告词更不忘捎带上张爱玲的佳句。我也一直深信不疑，沉浸在第一次他拿概率来解释与前女友相遇之不易所带来的震撼里，直到最近入手的两本新作《身份的焦虑》和《幸福的建筑》。

　　身份一词，对于我而言颇有一种内省的意味，而不似“地位”来得那么拥抱社会；它更像是“认识你自己”一类的警语，让人去体味和检视自己的内心深处。地位则是通过相较高下得来的，更有金钱或者别的什么想象。

　　书名《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窃以为还是译为《地位的焦虑》来得好，就如书前的“界定”中所写，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样不仅点明本书的适用对象：现代自认有品位的白领小资，也告知众读者：作者确实全心全意为你们写作这部书的，因为古代的事情他不管，谁叫往者已逝不可追呢。

　　一开篇便是大谈特谈一切都是为了博求“爱”，德波顿自己也承认，这种与社会身份相关的“爱”有别于父母、爱人处得到的爱，不是血缘、婚姻所带来的，其施与者也通常有附加目的，但紧接着便话锋一转，宣扬起你并不能否认这种“爱”的接受者一样能沐浴在他人关怀的目光里，倍感呵护，就像忘情于爱河中的情侣。这点对我而言，极不符合，我是绝对不可能安享阿谀奉承而不作呕的。

　　统观全书，德波顿一一点明其认为的焦虑起因：渴求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以及运气、才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等等制约因素。而后又给出现代人一堆的解决方案：哲学、艺术、政治、宗教诸如此类。

　　德波顿的理论貌似是古代人较少地有对自己地位的焦虑，前半部书一直以古代人作为一个黄金时代来顶礼膜拜，至少是憧憬对象。他一次又一次地搬出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等砖头来，一边砸着我们的脑袋一边在我们的耳边嘟嘟囔囔现代人是如何有焦虑而古人物质虽差精神却富足安居。

　　现代人出于对金钱、名利、地位等等的追逐而充满了对自己身份的焦虑，焦虑与自己相近的人相差多少，何时会被超过或赶上他，焦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原因归结起来基本上就是现代人的期望总是超过自身所能承受的，过高的期望值总让人在遥遥无期的奋斗间隙心存焦虑。

　　按照德波顿的逻辑一路推演下去：如若像古代社会般稳定，社会流动阶级变化很小，人人安贫乐道仅为稻粱谋不作其他计较，应该就不会有身份的焦虑的问题了。

　　可我的疑惑在此，古代人是否真的对自身的身份不存在焦虑或者说存在较少的焦虑？

　　人类力量尚不发达的古代，三两个人完全无法生存于世，自然发生的火灾雷击就逐渐引发人们对自然神的敬畏和崇拜，神灵就这样成为了人类生活中未曾远离的部分。即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仍免不了为天灾之类的事而搭上自己平日的幸福生活。祈神保佑，焚香求助，西东皆然。然而古代世界亦有国际交往，那古人的身份的焦虑便会集体迸发了。无论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是“栋隆，吉；有它，吝”，有了这样的想法，要历数异邦外族的罪状何止嘉庆抄没鳌拜时所列的二十条。难以启齿的、邪恶的事物必然来自异邦，异邦充斥着难以启齿的、邪恶的事物，两厢合力，彼互促强。不止有桑塔格笔下的梅毒从对疾病的想象与异邦的想象之中抖露出来。后成为光绪帝英文老师曾八次出洋的张德彝也在其初次出洋日记《航海述奇》中记载了英人和法人对

　　一切原委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之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只要有一个强力领袖或者一个谣言源头，之后三人成虎或者是层层累积，总之是齐心协力，就把外民族、不为本民族所熟悉的他者（non－us）丑化得面目可憎甚至于非人，以一种集体的一致对外的态势来提醒自己：自己才应该是神的唯一选民。哇，真的很鸵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