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三请　马俐文

　　由刘震云编剧的电影《我叫刘跃进》确定11月29日贺岁档超前上映，韩三平把这部电影称为“作家电影”第一炮。导演马俐文则形容它是很各(念葛音)的、很特别的、不动声色的、刘式幽默电影。马俐文是在《桃花运》中途停机，舆论质疑能力的负面语境中走马上任的。理解起来，马俐文心理压力不小。其实这是多虑，马俐文做事对事不对人，复杂的人和事在她这里反而简单了。《我叫刘跃进》她是轻松上阵，顺利完成的。在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的演艺圈里，马俐文没有对一切都“构思过度”的毛病。这在她前行的路上未免显得形单影只。是不是像“刘跃进”，他能变聪明，但他不会变狡猾？马俐文说，狡猾和聪明差距不在智力上，而在道德上。《我叫刘跃进》是个话题，零零碎碎里也能看到马俐文。

　　记:电影《桃花运》在拍摄中散场，有不少人传闻是质疑你的导演能力，这次编剧刘震云为什么还三顾茅庐请你执导《我叫刘跃进》？

　　马俐文:关于当时《桃花运》的游戏规则，外人并不了解整个事实真相。内部人心照不宣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电影出现混乱，但首先要了解清楚，这混乱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什么原因？一一了解真相就明白这质疑实在是太轻易草率。

　　停机后我并没有为复拍作任何努力，但那场风波所有肇事者全部自动被清盘，《桃花运》投资方正在非常积极地、诚意地联系我，商谈开拍时间，决定重新洗牌。这已说明一切。至于刘震云为什么三顾茅庐找到我来拍摄《我叫刘跃进》，我觉得他有眼光，也有判断。

　　我们对电影未来的蓝图方向是相同的，我们对要拍摄的这个电影创作方向及方案全部一致，开拍前商谈好所有一切，达成一致后，他从不来现场，也不干预我的拍摄创作，他是明白大道理的人，就是用人不疑。事实证明:90分钟对白双片出来，刘老师看后非常满意。而且我觉得刘老师是能有更大作为的人，因为在处理问题上，他非常简单。遇到一件事情，我们通个电话一两句话就能达成一致。韩总(韩三平)也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它的经营模式一定是简单的；一个真正有智谋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一个危机处理专家，他抓住问题核心的思路一定是简单的；一部电影的作品，它的核心理念也一定是简单的。

　　记:从电影的大环境来看，能拍上一部电影已属不易，轰轰烈烈开拍的《桃花运》轰轰烈烈散场，当时能看清楚并心平气和地接受吗？

　　马:谎言总是冲刺在前，而真相则跑马拉松。电影不看过程，看结果，这仅仅是曾经遇到麻烦，还没完呢，拍出来说明一切。刘老师说的那句话非常准确，就是:质疑也要看谁质疑。

　　记:《我们俩》和《世界上疼你的那个人去了》都是你自己亲写剧本，《我叫刘跃进》是你第一次拍别人写好的本子，感觉上是不是有很大不同？

　　马:《世》是张洁小说改编的，《我们俩》是原创，两部电影都是女人戏，以情为主。而《我叫刘跃进》则是这次我作为一个女导演拍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男人为主的情节剧。《我叫刘跃进》是全新的类型，人物多、线索多、事件多、节奏快。狠、实在。具备在市场竞争的含金量。

　　记:刘震云把《我叫刘跃进》比喻为羊和狼的故事，你怎样总结这个电影？

　　马:一个倒霉蛋儿羊(刘跃进)，丢包、寻包、又捡包的过程中，串调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众生相。

　　记:具体说说刘跃进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刘跃进在电影中像一个糖葫芦扦子。串调出整个羊的周围，狼的世界，到处都有或善或恶的小丑和或憨或猾的嘴脸。不同的事搅在一块儿，看似不相干，心是相干的、内部血肉相连。要说刘跃进是什么人的话，简单地说，他是个“笨”人，但他在变聪明之前，就已经通过装傻来显示出某种才能。

　　刘跃进能变聪明，但他不会变狡猾，因为狡猾和聪明差距不在智力上，而在道德上。

　　记:编剧刘震云说，只让人哄堂大笑的喜剧太简陋，你认为呢？

　　马:《我叫刘跃进》这个电影我绝不认为它是喜剧，有人说这个电影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是突出生存环境的荒谬，暗讽传统价值，也可以称之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玩笑”。但这个电影还不能完全用黑色幽默来定义。我觉得这部电影首先是情节剧。暗藏冷静的“刘式幽默”。区别是: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当时没有笑，但看完出来时候笑了，很“各”的幽默。我说《我叫刘跃进》是“不动声色的刘式幽默。”

　　记:《桃花运》停机、再拍《我叫刘跃进》有没有压力？

　　马:说实话，拍摄这部电影没什么压力。为什么？这样的信心来自我自己。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去做他做得到的事，所以格外重要的是，一个人应该及时了解什么是他能力所及的事。只在我感觉有话要说或工具可操作的东西上开口和动作，对我及我所做的事都比较好。信心对我来说可以是这样解释:使劲往上抛时，可以把球送上高处；狠狠往下砸时，利用反弹力，同样可以把球送到高处。

　　记:这次你怎样利用反弹力把球送到高处？

　　马: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叫刘跃进》比《我们俩》和《世界上疼你的那个人去了》更商业，但是要保证影片好看和市场成比例双赢，两手都要硬。要哪儿有哪儿不是很牛？！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两手都硬的成功电影还没有几部。《我叫刘跃进》从导演的角度保证影片好看，这是导演能力问题，至于怎么好看，这是导演感觉问题。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布置房子有自己的招，按自己喜好布置细节，出自己合适的招。如果我是投资人、决策人同时又是导演，你问我怎么实现双赢，我会完整回答你。现在我作为一个导演，我会积极配合决策者、发行方、运营方，共同努力，去实现双赢。

　　记:从《我们俩》和《世界上疼你的那个人去了》到今天的《我叫刘跃进》，其实也是你拍摄风格从文艺到商业的一种渐变，这其中的思考角度有什么不同？

　　马:像一个人一直吃荤，有一天却开始吃素，想吃素，并不用特别的地费尽心机去思考，这一刻突然开了、到了、来了、一切顺其自然。如果说还没适应，那就说时机还没到。

　　很多导演也是拍了文艺片又拍商业片的，拍了商业片再拍文艺片，这没有划分精确、没此有彼，非要抱着一根萝卜走天下。

　　《我们俩》，《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代表我个人的成长初期的创作能力，这不代表我以后就仅仅永远地好这一口儿，对体裁的喜爱没有界限及偏好，我会与时俱进。

　　记:《我叫刘跃进》被称为“作家电影”，作家电影和其他电影有何不同？

　　马:作家电影对《刘跃进》来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剧本，并且这个作家参与了投资制片工作的电影。没什么不同。电影就是电影。不存在电影生产，就像不存在文学生产、绘画生产、音乐生产、作家电影生产。并不像有葡萄酒好年那样存在着电影的好年。一部好的影片是一个意外，钩了一下教条的脚。

　　记:电影市场这个东西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不是人为地起个感念观众就会认的，你的信心在哪里？

　　马:担子不是一个人担的。电影这个产物要从酝酿、筹备、拍摄、运营、营销、宣战、送到市场……分工协作，共同奋斗，担子是共同担的，尤其是面对中国电影市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很多号称商业片的电影也有没回收成本的，也有文艺片赢利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商业类型，要么拍大投资影片，要么拍搞乐子的、或靠宣传轰炸来忽悠观众进电影院。这些电影样式是否一定要模仿复制？

　　对于《我叫刘跃进》来说，这个电影是新鲜事物、新鲜类型——我觉得它有更新鲜的作为。

　　记:拍了三部电影了，给自己的心灵作个小结吧。

　　马:如果我的创作用“艰辛”来概括，也没什么不对，幸好“艰辛”，因为在创作上，我所学到的有关人性的一切都是从我自己这儿学来的。

　　本报记者陈滨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