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年

　　1998年 10月，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有惊无险地结束了。两个月后，余隆和曾伟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世界小提琴大师斯特恩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演出。

　　斯特恩上一次来中国还是在1979年，这是数十年来首位到中国访问的世界级音乐大师，他的到访在当时仍然闭塞的中国音乐界引起的反响可用 “震撼”形容。在这次访问中斯特恩与中国指挥家李德伦成为至交。美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艾伦·米勒根据斯特恩随行人员拍摄的素材，剪辑出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三年后这部片子因为“对艺术、对文明以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方面的贡献”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和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在斯特恩的中国之行中出现在他身边的许多人，20年后都或多或少地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甚至余隆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联系：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结尾，有一位眉头紧锁演奏大提琴的小孩，他就是日后成为国际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的王健，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年的历史中，他是参加演出次数最多的艺术家；而斯特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班上亲自指点过的一位叫徐惟聆的女生，日后成为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的太太。显然没有谁比余隆更适合向斯特恩发出邀请。在去纽约之前，他已经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向斯特恩发出了邀请，但已经78岁的斯特恩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停留在1989年，他拒绝了音乐节的邀请。一般演出商碰到这种情形，很有可能就放弃了；但斯特恩的分量与影响力充满了新闻性与事件性，而这正是创办没多久的北京音乐节所急需的。陪同余隆到纽约的曾伟回忆说：“我们谈了整整三天，给斯特恩看资料，看照片，最后他终于同意了。后来我们继续公关，结果他的制作公司主动提出再拍摄一部斯特恩访华的纪录片。”

　　1999年的秋天，斯特恩如约来到北京，和20年前同台的指挥家李德伦以及他当年欣赏并提携、如今已成为著名演奏家的徐惟聆、王健等人一起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那场演出被媒体称为“世纪绝响”，一年之后斯特恩与李德伦相继去世。

　　中国真正以城市命名的音乐盛会，要数先后诞生于1960年的“上海之春”和1961年的 “哈尔滨之夏”。“上海之春”的发起人正是余隆的外祖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丁善德。余隆在德国呆了八年学习指挥，但他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对音符的把握及其对乐手的调度，他说：“我觉得一个好的指挥一定是好的组织管理者，管理手段一团糟的指挥一定在指挥水准上也有问题。”1992年余隆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

　　1998年，中国交响乐团请来余隆指挥莫扎特的《安魂曲》。当时，北京音乐台的曾伟帮“国交”刚做完孔泽尔和迪图瓦的演出，正准备回音乐台上班，于是又被留下来帮着做《安魂曲》的演出。排练过程中，余隆对曾伟说起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事。早在一年前，余隆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公关，北京音乐台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曾伟能跟余隆一起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安魂曲》的演出在3月 6、7日，8号歇了一天，9号我和余隆就正式开始音乐节的工作。”曾伟回忆说。四五年后，他们偶然才意识到9号也是余隆太太的生日。

　　虽然两人都知道音乐节是怎么回事，但究竟该怎么做却完全没有概念。“开头几天，要给政府主管部门起草策划方案，我们坐在电脑前发了半天愣。从很粗略的计划开始写起，要让政府知道我们要把这个音乐节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再到节目的策划，到有可能来的乐团、艺术家。其实最后这一块几乎全部是余隆做的前期工作，他在国际音乐界以及世界各大经纪公司有丰富的人脉。”半年多的时间里，余隆的小欧宝跑了近3万公里。

　　10月13日，德国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场地定了，票也卖了，但就在正式演出前25天，对方突然通知组委会，因为赞助方取消了赞助，100多人的乐团没了旅费，不得不取消演出。余隆两天没有睡觉，与德国政府、驻华使馆和乐团等多方面沟通，寻找新的赞助商。所有安排妥当后，距离正式演出只剩下十来天的时间。

　　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请来了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捷杰耶夫、比利时小提琴家杜梅，节目涵盖了交响乐、室内乐、歌剧、爵士乐。曾伟说：“第一届最后的结果比我们想得要好，说句实话，半年整出一个音乐节其实挺可怕的。”

　　从境外邀请名副其实的名团名家，使得北京国际音乐节和国际社会的音乐“现在时”相当接近甚至完全“同步”。音乐节推出的新创作品、委约作品、首演作品和独立制作的项目等等，有效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在艺术创作领域横向类比的差距。越来越多的音乐家也都乐于把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演出经历写进自己的履历表。

　　曾伟与美国四大经纪公司之一的ICM联系时，获悉当年陪同斯特恩第一次访华的钢琴家DavidGolub希望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随后，Golub不仅寄来了所有的个人资料，还包括新录制的《幽默曲》专辑。很快，双方敲定了演出安排。一天晚上，曾伟接到Golub亲自发过来的一封邮件，说身体不好，恐怕参加不了演出；曾伟建议调整演出时间，等他恢复状态。但三天后，Golub的助手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因肺癌去世。曾伟为Golub没能像斯特恩一样再次登上中国的舞台而遗憾不已，“他寄给我的 《幽默曲》，恐怕是他最后的录音了。”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年的历史中，造就了数起文化事件，这些文化事件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其中最有影响的，除了斯特恩和柏林爱乐乐团借助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个平台重返中国舞台，就是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出现在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这部时间长达15个小时、分四个晚上演出的歌剧，被称为“人类所创造的单件艺术品当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公认最具观赏挑战性的歌剧作品。在亚洲，这部歌剧只在日本曾经上演过。2005年在北京的演出，吸引来自日本、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指环迷”专门组团过来观看，被媒体称之为歌剧旅游。

　　音乐与旅游业的融合，并非玩笑。世界三大古典音乐节之一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每年夏季举行，音乐节期间，游客云集，当地旅游局也会积极介入音乐节，比如买一张音乐会的门票，全天可以免费乘坐

公共交通系统。北京国际音乐节在节目质量上，与国外著名音乐节相比毫不逊色，差距就在于这种大环境。“购票的支付手段、送票便利程度、剧院的服务功能、宣传体系、各种服务设施等等距离国际标准还是有很大差距。”余隆说。

　　但最大的差距，还是来自国内企业对文化品牌扶持的冷漠。目前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赞助单位，九成是外企，近几年在赞助名单中才慢慢出现了国内的几家银行。文化赞助环境的不佳，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品牌和文化的关联，它们更关注的是把赞助文化变成广告行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外企业赞助文化事业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但国内在这方面却没有明确的法规。曾经有国内的企业找到音乐节要求赞助，条件是必须在音乐节中给企业老总安排一场卡拉OK大赛。“一般的商业演出，赞助商会左右你的节目内容走向；我们这里是赞助商不能干涉节目。”尽管余隆为资金苦恼，但他更珍惜音乐节的节目品质与艺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