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飞：我想做一个出版人沙龙

　　“百问广州出版”之丹飞

　　■专题策划/执行：钟刚

　　丹飞

　　曾任贝塔斯曼书友会及亚洲出版公司编辑、磨铁文化总编辑

　　现任漫友文化副总编辑，主持“红人馆”畅销出版品牌

　　曾策划或操作《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后宫》、《漫画兔的自杀》等两百余部图书

　　投奔广州，看重的是“小环境”

　　新快报：今年5月你签约漫友文化，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为什么会选择广州，并且选择以前你接触并不多的动漫？

　　丹飞：其实任何人都会对跨行业有某些期待，在漫友文化的工作，跟传统出版业有相似之处，但有新的增长点，能在新的工作中获得自己原本不具备的东西，这一直是我对自己成长性的一个期待。漫友能够成功运作将近十本杂志，这个经验对一个出版人来讲也非常重要，并且，动漫产业还处在低水平运作阶段，它是一个金矿，但是呈现出来的还是矿，没有提炼出金来，这里面有大量产业化的机会有待开发，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机和机遇的行业。

　　新快报：你曾在磨铁操作了《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等畅销书，到广州后，工作是延续更多还是会有另一个新的重点？

　　丹飞：我之前在磨铁做“盗墓”、“历史”、“后宫”、“穿越”题材比较多，现在我会有意地弱化这几个方面，中学生和女性读者将不再是我的重点，并且穿越、宫廷实际上呈现没落之势，大家一窝蜂上，将这些题材做烂了，作者也写烂了，到了不需要动脑、复制他人也自我复制的地步，模式化太严重，一些东西烂了就叫人倒胃口。我来到广州后，接下来我的着力点会在男性阅读这一块，为男性打造读物。男女通吃肯定好，但是男性读者的阅读口味是我首先考虑的，历史、官场小说以及和传统文化有关的图书会是我一个重点，比如在网上炒得火热的官场小说《交易》，关注传统文化和人文历史的《秦岭神脉》、《金陵地宫》、《墓中王国》都在近期陆续出版。此外，近期将重磅推出梁晓声新作，一些网络红人的小说及解读、感悟式文本。

　　新快报：很多人都将北京的图书出版和广州进行比较，出版人符马活就说在广州做书会感到力不从心，你的个人体验又是怎样的？

　　丹飞：我和一般的人想法不同，有些人认为大环境太重要了，大环境决定小环境，而我认为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实际上你面对的就是办公桌，重要的是你在电脑面前做得好还是不好，你做策划，信息都是敞开的，重要的是你发现的眼光和时机，一个文稿在那，是你发现还是别人发现，是你呈现出来好还是别人呈现得好，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并且在目前而言大多数信息基本上都是共享的，比较小的一部分是机会问题，而不是客观的原因，从信息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壁垒。即使你认为做营销北京是第一选择，那就去北京好了，有钱就打飞机，没钱就坐火车，一切都可以做到。我并不认为北京有什么地缘优势，即使有，也是大环境，对于单个的个人，小环境的优势是没有的。我会告诉编辑，哪个环境对你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职业人该考虑的是你的工作现状和可以提升的空间，大环境给不了你什么，不管在哪都得靠你去打拼，靠你去悟，很多人认为非得留在北京，其实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天地，有没有一个让你感到很舒服的一两平方米的方寸之地，那才是最为重要的。

　　比做书更赚钱的行业，在广州太多

　　新快报：在北京和广州两地，你一定也会有所比较，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你从比较中得到了怎样的认识？

　　丹飞：从这里，就要说到大环境了，尽管大环境对个人而言不重要，但是对行业来讲还是重要的。从我个人来讲，说城市性格，我更喜欢北京，次之是上海，我对广州还没有深入的感情。我是十八岁进清华，我的青春就是在北京，北京的城市性格是大气的、无所谓的，它不是漠视你，而是给你平台，大家随便玩，没有人管束你，再好也没有人巴着你，再差也没有人嘲笑你，这个城市让你身心特别愉悦，不会有太多的目光胶着在你身上，不会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束缚你，让人特别舒服。做图书出版，也会有一种便利性，北京的出版社多，出版商多，并且北京毕竟有那么些文化上的大事小情在那儿发生，把中国的很多文化人都吸引过去了，北京寄托着中国人的文化情结。北京的出版强势其实说到底还是“人”，你把北京的人弄到广州也一样好，刚好大家选择了北京，这个地方比较扎堆，人越去越多，这就是大家说的马太效应，好的越好，差的越差。

　　新快报：你提到城市性格的不同，那么，城市性格和一个城市的文化出版会有着怎样的关联性？

　　丹飞：其实，我们从做书来讲，并不是为一个城市做书，也不是为一个省做书，而是面对全国的市场，和区域读者的关系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广东出版业可能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去开一个工厂，利润肯定比你做出版高。尽管出版被很多人描绘为暴利，只是暴利永远都到了不法之徒的兜里，对于守法、自律、想做几本好书的出版人来讲，做这一行实际上会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经常讲，如果卖书像卖大白菜和快速消费品那样就好了。出版的盈利周期都相当漫长，投资成本回收起来也相当慢，毛利率也低，风险也大，有可能收不回款，也有可能书卖不出去。而在广州的就业机会很多，个人价值实现有多种方式，在图书出版之外会有很多种替代方式，也会让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去做书。广州人的务实作风，会让他们有这样的选择，这一点实际上也影响到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新快报：你目前已经推出了四本书，在做书的具体工作中，会遇到一些你以前没有预想到的困难吗？

　　丹飞：印制和发行成本相对于北京来说高一些；广州媒体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比如说在北京，首先媒体多，文化版面多，并且在文化方面更有聚焦效应，媒体和出版社能够有比较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在广州，尽管广州的媒体与北京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文化这块上要比北京弱很多，我想可能和出版社推书的速度比较慢、文化活动少有关，从而导致文化新闻版面在数量上不多，媒体和出版社之间就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生态。我的新书暂时还是打算拿到北京做首发，我目前认为在广州还难以达到我预期的传播效应。

　　我能感觉到广州在文化上的自卑

　　新快报：在对广州出版业的认知中，有人会拿旅游类如“行知书”、生活类如《人体使用手册》、诗歌出版如《中国新诗年鉴》来证明广州出版之弱是一种假象，作为一个从外入内的出版人，你认为这是“真”还是“假”？

　　丹飞：当然是真相。我们可以注意到广州的娱乐、出版优势整体是向北京、上海转移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说北京比广州强，北京、广州和香港是三足鼎立的，那个时候广州的出版也厉害，现在是大环境气数一下子就没了，当时经济是蓬勃期，现在应该是趋缓的，趋势期内不像以前发展那么猛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峰期内，会产生很多激荡，当时就形成了“机会在广东”的趋势，因为有人，因为有这样变动的机会，有想法的、敢于接受挑战的人都来了，人才进来，出版业当然就起来了。现在大家肯定都是往北京去了，只要有想法的，能够引领潮流的人，首选大概都是北京，其次是上海，现在就是这样的趋势。就拿我个人来讲，职业平台在广州，但是我对北京的感情更深，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新快报：国内任何一个城市的出版，都会习惯性和北京进行对比，往往北京掌握的资源又似乎不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丹飞：是的，客观地正视城市性格差异，正视行业的区域差异，与北京在理智而非昏头的层面进行对比，是必要的。但上升到情绪层面，上升成对自我参与行业行为的心理暗示，就犯傻了。我到广州来了，广州很多做书的人就跟我说，你来了，广州就有希望了，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对抗北京。对抗这种想法很弱智，我认为城市之间、行业内部、从业者之间并不存在对抗，只能说我们把自己做强，犯不着跟谁比。从规模上讲你根本不用跟北京比，我们能够在某个方面做足，在行业内起到标杆作用，那就够了。再说，你把别人打下去干嘛，任何一行里面，我不信别人死了你能活得更好。行业有行业的生态，动物们讲“优胜劣汰”，“优胜劣汰”的同义语是“适者生存”，“适”的内涵就是共存、平衡。在文化生态的修养方面，人还是要胜出动物为好。广州与北京、出版机构或出版从业人员之间应当是共存，你的目标是把自己做大，而不是把别人做死。

　　新快报：到广州的五个月，你和广州的出版人接触多吗？会有着怎样的交流？

　　丹飞：接触很有限，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在文化上的自卑，很多人都觉得广州没有给我这个土壤和风水，很难做好出版，其实，风水是可以再造的，是可以改变的，你努力点，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一块，它就有可能做起来。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契机的，做好很简单，北京的人才分流1/3过来，肯定可以做得比北京强——不需要全部，人肯定是过剩的，很多人是在明争暗斗中消磨力量的——甚至1/4过来就可以了。但是，你怎样吸引他们过来，是能提供比较好的薪水，还是能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人才不流向这边，广州出版要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新快报：北京的出版界人多，热闹，在广州你碰到的是怎样的情形？好玩吗？

　　丹飞：广州这边比较倾向于默默无闻做事，在出版这块也比较闷，没有一个行业联合，之前有人提议我坐镇广州心向北京这个出版大都会，做一个出版人的联合体，计划是一期做一个专题，比如公务员写手专题，对这一块进行一个梳理，有时也专门用一期来诊断某本书，诊断某个企业，真正给行业、给行业生产链条上的各环节把脉，共同营造广州乃至全国出版业界的交流氛围。我们也会与一家媒体固定合作，将访谈录和诊断书定期发布出去。我有计划在广州启动这样的孵化模式，先从广州做起，逐步辐射全国，让广州的出版人先行受益，以集束的面貌介入与全国出版人的良性对话，为区域出版氛围的营造切实做点实事。只有集束的力量才能影响一座城市的性格。而我需要影响的，只是广州这座城市出版人的性格。

　　丹飞眼中的广州出版业

　　●广东出版业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去开一个工厂，利润肯定比你做出版高，在图书出版之外，你会有很多种替代方式。

　　●从规模上讲你根本不用跟北京比，我们能够在某个方面做足，在行业内起到标杆作用，那就够了。

　　●尽管广州的媒体与北京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文化这块上是比北京弱很多，媒体和出版社之间没有建立起比较良好的生态。

　　（预告明日推出《杨克：〈中国新诗年鉴〉的价值多年后会更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