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真实历史：《色·戒》背后的孤岛与易先生们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那样的年代里，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龙应台)

　　★ 本刊记者/孙冉

　　1947年6月10日，作家张爱玲写信给胡兰成，两人正式分手。她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1955年，作家客居异乡，晚年除了回忆只剩凄凉。24年后，她发表了《色，戒》，一个胡兰成曾经讲给她的故事，当年这个故事颇具传奇，有关暗杀和情色。但晚年的张，却在其中又回味出了一种感情。

　　小说里，王佳芝款款走上牌桌，在那个孤岛岁月，她用自己的一生干了一件任何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这个事竟然与政治无关，讲的只是感情。

　　故事发生在一个极度紧张的社会，一寸山河一寸血。在这个背景下，如果女青年不讲政治，只关心感情，那就是醉生梦死、自我麻痹或者套用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

　　所以，她让王佳芝这个女人到最后心里矛盾到极致，“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与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感情。”

　　又20年，作家撒手人寰，骨灰归海。带走了爱与不爱的悬念。

　　在《色，戒》里，王佳芝把阴道献给了理想，把生命留给了爱情。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张爱玲笔下孤岛社会的冰山一角。现实永远比小说精彩，或者是更残酷，当时的社会也许并非我们如今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

　　上海的孤岛岁月

　　《色·戒》里，王佳芝坐在凯司令咖啡厅，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心里想到，“今天要是不成功，可真不能再在易家住下去了，这些太太们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也许应当一搭上他就找个什么借口搬出来，他可以拨个公寓给她住，上两次就是在公寓见面，两次地方不同，都是英美人的房子，主人进了集中营。”

　　这个时候日本兵已经进入了租界，关押了侨民，这座孤岛城市的畸形短暂繁荣被打破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这两个位于上海繁华中心区的地段，俨然成了战时人们的避难所。一直到1941年12月，为期4年零1个月的孤岛上海犹如战时的卡萨布兰卡和里斯本，有着自己的末日狂欢。

　　仅“八一三事变”这天就有6万余市民涌进租界，这其中有外侨和中国的殷实家庭，也有来自江浙的大户人家，更多的是来自日军轰炸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用板车或老虎车，或直接肩挑背负，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进了租界。到了9月，租界人口迅速增长到300万左右。

　　原本因为战争而经济衰退的上海，在租界内却因为资金的大量涌入，再度繁荣起来。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极为火爆，舞厅，咖啡馆，色情场所，电影院，人群川流不息，好莱坞的最新片子很快能看到，最高档的法国

　　就这样，上海租界与外面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孤岛”上海之名由此而来。

　　但是由于“孤岛”的前途大家都难以预料，哪天日本人打进来，日美到底怎么样，都有各种猜测。租界内鱼龙混杂，暗杀成了很普遍的事情，身边的人莫名其妙就消失了，人人都活得很小心。同时，也有一种末日不远的麻木感，在“孤岛”的日子，更多的是个人生活萎靡和醉生梦死，在人们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不知哪天早上东洋鬼子就开进来了”，是当时最常见的一句。“孤岛”的社会心理：充满投机，浮躁，奢靡，混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意味着“孤岛”上海时代的结束，日军开始进入租界疯狂掠夺。对这一天日本人早以觊觎多时，上海的军事价值并不大，虽然外资和中资都在转移，但还是具有巨大的财富。

　　“孤岛”的风光不再，日本人控制用电量，限量供米，限制私人汽车，举办市内物资登记。租界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业，遣送难民回乡，但他们早已无家可归。严冬时分，饿死冻死的人随街可见。

　　日本人的疯狂掠夺即刻投入到战争的补给中：光棉布就倾吞了30万匹，因为日本不产棉花，棉花主要靠中国进口，和中国打仗后经济封锁，只能将废布收回做成更生布给士兵做军服。那种布质量极差，稍使力就会被拉破。还有有色金属，当年日本的飞机都是木壳机身，只有机头是铁的，他们把上海所有公交车站的站牌都摘下来换上塑料的，再用废铁去造军火。到了抗战后期，只有市中心几条基本线路有公交车，卡车都被搜刮走去打仗了，脚踏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上海的人力车业再次繁荣起来。

　　在钱币流通上，日本人也开始了毁灭式的掠夺。1938年初就开始发行军票，所谓三无货币——没有发行银行和发行准备，粗糙到编号水印都没有。日军打到什么地方就拿军票进行掠夺式购买。日本军费就是靠军票维持，后来觉得军票不行，又发行伪币，所谓“中储卷”。后来归还租界，还搞了个伪币回收军票，不说军票废除，还拿中储卷来回收，进行再一次掠夺，这就造成了华东地区经济的大破坏，惊人的通货膨胀。

　　上海经济繁荣的高峰期是在30年代初，也就是那时奠定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的银行在上海法币资金大量流动，国民党的势力也在此，所以大量外资银行也在此，汇丰银行当年在香港的资金总额还不到上海的几分之一。金融中心促使工商业发展起来，国货品牌在和外资竞争，品牌意识浓厚。

　　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并不能超过30年代初的鼎盛，因为资金在流失，英美在不断撤资，欧洲形势很紧张，大概只有五六亿法币的资金平衡总量。而之前汇丰一家在上海就有8亿银元(在法币还不通行的时候使用银元)。

　　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就这么被日本人破坏了，抗战胜利后英美资金忙于本土恢复，中国自己的资金消耗掉了，民营银行被搞垮了。战后上海经济资本达不到战前的六分之一。

　　而上海全面沦陷后，孤岛时期还有文人顽强支撑的抗日力量几乎绝迹。日本人加强了文化控制，进租界当天就接收了各大报馆、电台、书局；并销毁抗日图书，禁唱爱国歌曲，随时有权力冲进剧场和影院搜查。

　　此时汉奸文化却空前高涨，各种亲日活动层出不迭。社会悲观情绪与汉奸的泛滥，使得社会价值观混乱，时代把政治选择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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