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追问群体精神

　　■黄亚明

　　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一书，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同时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作者对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刻反思。也许这部书尚未达到思想符号的高度，却激励人们不倦地思考：知识分子何为，知识分子何在？

　　该书包括两部分。其一为《我的回顾与反思》，主要是钱理群对一些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大问题”进行反思，揭示包括他在内的研究者“发现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其二为《我的精神自传》，这是他对自己的精神探索历程的一个清理，旨在展示“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他对“自我存在的追寻”。

　　两部分所传达的是两种“存在”，一种是个体的，一种是知识“群体”的，它们互为参照，互相补充，共同构建了一幅耐人寻味的精神拼图。作为个体的钱理群，在“大小舞台之间”流连，既有压在心上的坟的痛苦，也有执著于心灵的探寻而拒绝遗忘的悲壮，它关乎尊严、正义与自剖，其间流淌着敞开的自我，时代的浪潮，人生的至味，足以见出真学问和真性情。作为知识“群体”的一分子，他所做的是尽量保持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客观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竭力廓清中国思想、学术、知识分子精神的心路历程，希望能为人们在困境中破茧而出提供科学参照。

　　在“知识分子的三重状态”一章里，钱理群从鲁迅“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来是官的帮忙和帮闲”的论断谈起，引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新危险，即成为“商”的帮忙、帮闲和成为“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他严肃地说：“我们不能当鸵鸟，必须面对现实……如果完全沉迷于其中，拜倒于它，迎合它，进而为它所控制，那必然导致思想和文化的平庸化，会导致知识分子思想的批判锋芒的丧失，思想的创造力的丧失。”学术痼疾来源于精神阳痿，当心灵、性情和情绪上那些本质独特性的东西化为乌有，脑袋就将是坚硬、僵化的仪器。

　　钱理群教授已经68岁了，但书里依然洋溢着孩童的天真、倔强，匹配了冷静和义无反顾的决绝，震撼人心。学术不是孩子，但学者应该保持儿童式的怀疑、好奇、赤诚、穷追猛究的激情。向上的天梯孤绝傲立，为什么还要读钱理群，已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