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巴县的传说

　　□长 秋

　　清朝三百年间，重庆府下辖的巴县衙门里出了一文一武两个声名好、百姓拥戴的县官。这文县官，是乾隆年间两度出任巴县知县的王尔鉴；那武县官，就是光绪三十二年署理巴县正堂的耿公达。

　　清光绪末年，重庆城内阴差阳错地竟然同时出了两位姓耿的地方官，一位是时任巴县衙门行政长官的耿巴县，一位是主掌重庆府大权的耿知府。虽然一笔难写两个“耿”字，而且同在一个城池里作官，但是耿知府是从四品官，掌管着两州十一县，可谓大权在握。耿巴县呢，只是耿知府手下的一县之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而已。

　　官阶有高下，权力有大小。话虽这样说，两位耿姓官员各自的德行、政绩却亦是大相径庭的。耿巴县名耿公达，字葆煃，为人豪爽，做事干练，体恤民情，政绩颇多，重庆人对他多有好评，素有“干臣”美誉。反观耿知府，行事奸滑，贪鄙狡诈，醉心官场，肆意敛财，因而这位大号耿鹤皋的耿知府，重庆人对之畏而远之，坊间俚巷，啧啧有言。

　　耿知府，多行不义，最终因涉案贪污被解往省城成都去受审去了。回头来说耿巴县，耿巴县之所以被百姓称之为“武知县”，并非他武功高强有能敌数人之勇，只是耿葆煃上台伊始，巴县城（今渝中区）盗贼猖狂，杀人越货案频生，百姓怨声纷起。为平民怨，为保平安，耿巴县下力狠抓，强化治安，每遇盗窃、凶杀案，严令捕快迅速破案，人犯捕获，务必亲临大堂审问。对那些凶残顽徒，一旦捉拿到手，在按惯例给予严惩重处外，还别出心裁，另用酷刑侍候。风声雷动，摧枯拉朽，久而久之，盗贼凶人，闻风丧胆，社会安靖，地方太平。耿巴县因此得一诨名－武巴县。

　　耿巴县获“武包县”之名，其实真是一点不冤。据传，他曾令人用肥猪肉熬炼成油汤，用瓦钵装好，把犯人发辫高悬在堂口边的柱头铁环上，使犯人双脚脚尖微微着地，再命犯人双手捧滚烫的油汤急喝，一边还使差役用铁爪轻搔犯人脚板心。其用刑之刁钻残酷，实在是惨不忍睹，今天看来实不仁道。但在那时，此法一出，顿生奇效，哪个凶贼还敢滋事找死，县境一下子恢复和谐局面，太平无事了。

　　用酷刑，出重拳，严打重惩，治理地方的耿巴县，也并不是一味妄加蛮干，为了解市风民情，他经常扮成乡人深入民间，每遇无理不法事端，总会出面干涉，依法取缔。在他眼里，为官应体民，不然怎配称“县大老爷父母官”呢？

　　巴县衙门，地处渝城闹市区，周边两旁的街上店铺不少。一天上午，当街市拥堂过罢，耿巴县又开始了他的微服出巡，私察暗访。当他走进一家卖油炸小吃的小店里，只见堂店空荡食客渺然，细问之下方知，因吃赊账的太多，小店几近倒闭，而且吃赊账的以官家人为最。听了店主老汉的苦述，耿巴县急匆匆回到县衙门，当即击鼓升堂，把三班六房、大小差役，一一叫齐，将惊堂木猛拍……最后，吃赊账的大小差役个个都把钱交齐了。店老汉喜滋滋地说：有耿青天为民作主，小店又可开下去了！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在巴县衙门的仪门内立的木枋上面，大书有上述这十六个字。这十六字铭，又称“戒右铭”，原是五代后蜀主孟昶颁向诸邑诏书中的四句。宋太祖将其摘录为《戒右铭》，清世宗雍正皇帝又将其颁书给各个县署，目的是戒贪官，讲廉政。旧时的官员，十官九贪，对皇帝的旨意，大多忘之脑后，《戒右铭》根本就成了摆设，哪里还有什么警醒之作用呢？

　　或许巴县衙门里的贪官太多，或许是像王尔鉴、耿葆煃之类的清官太少。王尔鉴以《巴县志》和“巴渝十二景”，让重庆人记住了他。耿葆煃为官一方，体恤民情，廉政俭节之品行，渝城百姓是敬畏而欢迎的。这印证了一句话：心系百姓，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一面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