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过山车游戏

　　■ 卢一鸣 作家

　　70年代末期，政治依然无孔不如，残存的标语还未被清除，小学生的课本的第一课是拼音字母，随后就是口号，那个时代上学的人第一课都是朗读国家领导人万岁的口号。

　　同一年，全国各地主席语录碑被拆除。关于领袖的塑像，是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发起的，有关史料中是这样记述的：“这座塑像首开先例，在全国引发了共建毛主席塑像的风潮，在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下才得以制止。20年后，在清华广大教职工和海内外校友的要求下，学校决定拆除这座毛泽东全身塑像，在原址重建清华二校门。”

　　中国自古有“呵佛骂祖”的风气，在80年代中期开始露头，“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这话是有禅机的，并非真的要杀，而是以颠覆的形式去接受，还要把握好火候，因为杀的不好，会反被佛杀。民间的态度则是嬉笑怒骂，一笑了之，伤痛很快抹平了

　　反思在昙花一现后被发展经济的号召冲淡了。那时的70后正值年少，非政治因素的不平等感开始入侵，外来文化的每次登陆都会引起争议与轰动。“霹雳舞”被引进中国时，青少年趋之若鹜，医学部门立刻指出这种舞蹈会影响发育。中国的文化界在那时骚动了一阵，国家在80年代初期提出文艺界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现在回头去看那时的思想解放没有真正实现，有的只是形式上的改变，无非是电影中加入了模糊的暴露镜头，书籍里有了性描写。

　　生于70年代者，只有一半人赶上了国家分配，“双向选择”成为70年代后期出生的大学生关键词，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改变。世界不停地变化着，唯一不变宿命的怀疑与寻找，如果这是一种共性，即使存在于潜意识中，那么就可以解释70年代生人的某种犹疑与冷酷的性格。

　　进入21世纪后，文化的构架开始建立在市场经济而缺乏信仰的原则之上。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不再有堂吉柯德式的人物，公众标榜的特立独行者远不够纯洁，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妄图建设一种新的文化秩序，而在此之前对西方的效仿也只是皮毛。70年代生人接受不少这样的混乱文化，如80年代后期的先锋派小说，实验从那时开始，也是从那时死亡的，大家并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谁也不敢说实话。那个时期的小说实验，大部分是建立在模糊的理论上的个人经验。小说的无法崛起，最大原因在于自身的堕落，和读者素质关系不大。之所以提出小说，是因为70后的成长与小说密不可分，那是中国第一批开始有条件进行自由阅读的读者，可惜的是前辈们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

　　在20世纪末期，有种非常可笑的思潮，就是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原本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不违背信仰的，是一种对自身能力的信任，而到了中国却被理解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谬论，这刚好又被70年代生的人赶上，所以他们非常爱护自己，甚至不惜以自私自利来进行自我保护。现在越来越多的校园暴力被曝光，实际上，在70后身上，青春期的暴力行为一点也不比下一代逊色。

　　在一群人存活到而立与不惑之时，信仰逐渐变成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人们没有活得更充实，更睿智。相反，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们深陷在了对物欲的追求之中，社会树立的榜样对人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从爱岗敬业者到感动中国者，到如今的全民国学，人们开始抱着一种戏噱的态度去对待上层教育，就像一个根本不听课的学生。这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而是一种顽劣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缺乏社会责任感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身上的顽疾。这种状态的长期持续将改变民族的品质，而那些历史终将完全成为教科书上的东西，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50后、60后逐渐地衰老，慢慢地退出社会的主流，70后最终成为最市侩的人群。在他们眼中，与人类尊严相配只有财富与权力，他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容易看重名利，在文化领域，70后人群大都担任着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既得利益者，出于对物质的迷恋，他们恐惧动荡，渴望和谐社会，希望平平安安地享受生活，这与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

　　70后因为沉默而成为当今社会中最坚硬的基石，乌托邦的幻梦持续了几十年，在他们身上得以终结。他们感慨历史突然加速，这段人生就像过山车游戏，行进间耳边传来风的呼啸，脸部肌肉痉挛，分不清楚是快乐还是恐惧，而他们被捆绑在轨迹之上，只要脱离，就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