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兴，大国从何谈起？

　　■ 李蝴蝶

　　百年中国文化断断续续、坎坷危艰。文化艺术在那个只有存亡没有尊严的时代，丧失了其自身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信心。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消极和无奈这样一个灰暗的角色。从闭关锁国到开阜交流，从东欧铁幕到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我们战战兢兢。然而，经济的崛起并没有伴随着文化的复兴，经济优先的思维再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渐行渐远，不是离群索居成为书斋里的研究者，就是趋炎附势成为为新兴商业主义获利者攫取国家财富寻找借口和凭据的奴才。国家的经济崛起，伴随着的是文化艺术的缺席，这是让我们无法回避的尴尬。

　　民间财富迅速聚集的中国并没有让与世界同步享受着ipod的音质的人们，获得文化与观念的提升，相反，在科技至上，商业至上的时代背景下，越发一副暴富的心态。严肃成为呆板，而搞笑成为潮流。商业消费主义的功利心态进一步让我们丧失判断。没有观念的革新，没有文化艺术的提高，沉浸在物质里的民族不过是这个世界上被人嘲笑的二等公民。

　　文化艺术不兴，大国从何谈起？

　　惟时之道，有《明镜》鉴。《明镜》构想之初便是要发新声、见新知、明世界。《明镜》的开始不是偶然，它的前身应当追述到《双周评论》，再到不久之前的《新观察&文艺家》。《明镜》的过去是一年多文化艺术观察描述的经验积累，《明镜》的未来则在此基础上责无旁贷地推广文化艺术的观念和思想。

　　《明镜》旨在提供价值阅读。文化类的周刊杂志林林总总，却总是脱离不开旧知识分子趣味，不是学究式的长篇大论，就是党同伐异的圈子理论，两者都蜗居于自己的洞穴里，难得见阳光，所以愈发痴人说梦，井蛙论天。《明镜》将之视为洪水猛兽——欲以欺世盗名的扯声大喊，弥盖真理之声。《明镜》提倡的价值阅读强调知识性、趣味性和指导性，是大众中的小众与小众中的大众。一方面它是普及和介绍的，面向所有的兴趣阅读者，有针对性地剥析文化及艺术；另一方面它也会形成自己的美学标准，影响大众对艺术的看法。价值阅读的概念有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但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作为大众传媒，在艺术、文化将要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代，它要做到就是带有实用主义的引导和介绍。

　　《明镜》的地理基础是广州，它所关注的艺术活动、文化动态也是集中在广州，理所当然，它的立命之处恰恰也是因为在广州。广州性是《明镜》的气质之一，也是南中国文化的气质之一。广州性代表去中心文化，天然地与北京和上海不同。广州性的最大特质在于它的开放形态、无限可能。作为一份有志于新观念传播的周刊，《明镜》希望成为新艺术理念的发酵地和新文化观念的集结地。我们将以观点推动叙事，以互动代替单向传播，关注日常生活而不追求标新立异，通过对简单事物的解读让读者领会我们对个人与艺术与社会之间微妙的关系，把读者带到意想不到的高度，从而改变他们对某一观点约定俗成的看法，以期让读者领会文化艺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明镜》的发轫亦是新知识分子兴起的开始。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新知识分子不单简单地集中在学院里的进行理论的研究，还积极投身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经济、政治、新闻等领域。他们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专业、所受的教育，而是更多地吸纳不同的文化根脉，同时也积极发现和寻找自己的文化根基，寻找属于中国的传统；他们在商业、政治和学院之间穿梭，争取着自由地表达自己独立的观念，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实践者；他们热衷观念的产生和知识的传播，他们是互联网文化下的新兴知识分子。《明镜》旨在汇聚新知识分子的声音，致力于发现一种属于当代中国的审美价值，与二十一世纪一起见证中国文艺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