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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盲人免于恐惧的自由世界
文娱 >> 文化给盲人免于恐惧的自由世界http://www.thefirst.cn/2008-10-13 11: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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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人物
毕飞宇，1964年生人，作家。代表作品有中篇三部曲《玉米》、《玉秀》、《玉秧》，并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电视连续剧《青衣》。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获得者。现供职于《雨花》杂志社。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日，又称“白手杖节”。而作家毕飞宇15日将在北京推出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推拿》，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进入“盲人的世界”，表达人生的错位与尊严。记者问毕飞宇是不是有意在残奥会之后的国际盲人日推出这本新书，毕飞宇笑道，这纯属巧合。
毕飞宇在接受《竞报》独家专访时，表示自己正在积极联系，想出一个盲人看的盲文版《推拿》，另外他借《竞报》向全社会呼吁：希望那些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士能够跟上时代和国际的潮流，更多参与慈善事业，公开地、大张旗鼓地介入，让全社会都来分享慈善给他们带来的喜悦。
社会应加强对盲人关注
竞报：您认为当下社会对盲人的态度如何？
毕飞宇：整个社会都在忽视他们，总体上说，健全人对盲人的态度是木然的。当然，这些年好了许多，比方说，在城市有了盲人行道，可是这些盲人行道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举两个例子，一、我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年轻人走在盲道上，前面来了一个盲人，这些年轻人依然说说笑笑，并没有给盲人让路；二、在南京有一家茶馆叫西江月，在西江月门口的西侧，盲道的中间有一个电线杆子。这两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问题，盲人行走在大街上并不安全，他们有恐惧感。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竞报：我也常去盲人推拿，盲人眼睛不好，只能培养手上的技巧，推拿再适合不过他们，但是现在做这一行的盲人越来越多，甚至很多健全人也去打着盲人的旗号做生意，导致竞争很大，挣钱很难。
毕飞宇：国家对盲人、残疾人应当有足够的帮助，这是必需的，我们现在的国力已经可以做到。我们之所以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对残疾人的关注不够，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待深入。
但是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是应当交给市场，我认为盲人推拿没有必要惧怕那些打着盲人旗号的伪盲人。盲人推拿师往往有更好的资质，他们的培训要严格得多，服务也更好，我坚信他们在市场竞争当中是有优势的，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他们。
共性支撑起了人类
竞报：能说说您是如何细微地了解盲人推拿师生活的吗？你经常去盲人推拿院吗？如经常去的话，我推断您的颈椎有问题。
毕飞宇：你的判断非常职业，我常去做推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颈椎有问题。但是，不做推拿的时候我也经常去，我喜欢坐在那里和朋友们聊天。很可惜，我常去的那家盲人推拿中心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的一大帮子朋友都各奔东西了。
竞报：您认为盲人与健全人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毕飞宇：有一些差异，不过呢，差异再大，还是共同的地方多一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差异而不强调共性呢？我始终认为，是我们的共性支撑起了人类。
竞报：盲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长期处于黑暗的状态，您是如何在小说中表达这种长时间的黑暗的？
毕飞宇：一个人的心理往往都是对外界的一种反映，所以，外界的信息是极其重要的。盲人由于视力上的障碍，他们不能全面地掌握外界的信息，所以，怀疑或多疑是他们最为正常的反应。如果外界是宽松的、安全的，他能够确认这种宽松和安全，他就不再怀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盲人的心理健康都有责任。健全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也是这样。
小说家应当小心自己的同情
竞报：看完这本小说后，我个人最大的感觉不是同情也不是关爱，而是尊重，这可能是残疾人最想要的。
毕飞宇：我要谢谢你，是的，尊重，尊严感，是我们人类宝贵的财富。可是，我们今天似乎不太在意这个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感在严重下滑，有时候似乎是在自我放弃，我一点都不喜欢今天所盛行的犬儒主义风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最应当小心的正是自己的同情，这里头有一个立场问题，人的立场是我唯一愿意坚守的立场，而不可能是残疾人立场。把残疾人看做“另一种人”，是对残疾人最大的侮辱与伤害，重要的是学会对他们平等地尊重。在人生所有的错误当中，错位是最令人遗憾的错误。《推拿》是一个黑暗的故事，它的错位是醒目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错位，只不过再也没有一个器官可以提示我们了，这是一个苍凉的遗憾，也是一个十分文学化的遗憾。它伤害了人生，却滋养了作家。
竞报：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作家通常都是通过刺痛人性最软弱的地方来达到文本的刺激度，而您的这本小说更多的是去抚平，为什么呢？
毕飞宇：这要看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比方说，《玉米》还有《平原》，我的敌人是“文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又是以“人物”这个形象出现的，所以，我的下笔就重，我不可能留情面，由此我也获得了“冷血杀手”的坏名声。《推拿》不一样，《推拿》并没有过多地涉及社会，我的目标就是几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我的面目不可能那样狰狞。
“推拿”与“按摩”是两码事
竞报：据说，您年轻时曾经在南京的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教书，能说说那段生活吗？
毕飞宇：1987年至1992年，也就是我23岁到28岁之间，我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教师，那时候我的正式身份是教师，另一个附带的身份是足球运动员。我的日子简单极了，读书、教书、写作、踢球，别的几乎就没有了。生活是简单的，但我的内心却很浮躁，甚至有些狂暴，没有任何由头。这大概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不过我可以发誓，我对学生是好的，上课也很负责，同学们很欢迎我。
竞报：您为什么会选择“推拿”做标题？小说里有一句话是“我们是推拿，不是按摩。”原本意思区别不大的两个词，在当下的社会里，却完全代表了两种社会状态，您在这里划分得似乎很清晰。
毕飞宇：是的，区别得很清晰。社会和词语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二十年前，小姐和按摩是什么意思？现在又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词语的变迁就是人之历史。反过来，词语的恰当也具有史诗的性质。
竞报：海伦曾经写了一篇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们也假如一下，如果您是一个盲人，给您三天时间，您会选择做哪些事情？
毕飞宇：我知道你是随口一说，只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问题真的让我紧张，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给我三天？我想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假设，我不知道失去双眼后，如何去写出拥有色彩的小说。
■记者手记
二十年的压抑与疼痛
作家：毕飞宇
二十年前，一个编辑告诉毕飞宇，任何一篇稿子到了他的手上，两分钟之内他就能知道作者的年纪，毕飞宇不信。但是他现在信了。
一个人的年纪在作品的简繁之间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在毕飞宇的新书《推拿》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新的气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作为先锋一代的年轻作家毕飞宇如今已经老了，他开始越来越喜欢这种接近自然的“简单”写作。毕飞宇一直坚信自己在写作方面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所谓正确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和挑战，一个作家在写了二十多年之后所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这是一个悖反，在“不会”的时候，渴望“会”，真的“会”了，觉得还不如“不会”。毕飞宇很大的力气都花在和“会”做斗争上，他说自己其实也狼狈，不过乐趣似乎也就在这里。
毕飞宇写出《推拿》这样的小说，一点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在多次与老毕的采访中，以及他的作品中，我都能感觉到他那种嵌在骨子里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在他的作品中的反映就是压抑与疼痛，这是他作品的基调。
毕飞宇至今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压抑与疼痛，他曾经告诉我，他的心只要感受到压抑与疼痛他的才华就出来了，哪怕这种压抑和他的私人生活没有一点关系，但是老毕自己不理解的问题，我却有自己的见解，那便是老毕身上的同情心，一个作家身上必备的敏感。
本版撰文竞报记者杨帆 本版图片均为毕飞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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