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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载一生A Life as Record
文娱 >> 记 录一书载一生A Life as Recordhttp://www.thefirst.cn/2008-10-15 9: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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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份遗稿的复印件14年后又回到贾英华手中。原稿保存在他的一位朋友手里。多年来，贾英华一直想为李文达写传记。然而，一直没有动笔，一方面，遗稿不在手中，另一方面，那场轰动一时的《我的前半生》版权官司，至今仍有太多难言之隐。
很少人知道，除了作家之外，李文达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在上海特科出生入死，曾被汪伪特务机关任命为教官，以后打入过军统、青洪帮，在朝鲜战场上，他当过彭德怀的贴身卫士，此外，他还曾是北京昆仑饭店第一任董事长……
然而，让李文达成名的，还是《我的前半生》，正是这本奇书，给他带来一生的悲喜坎坷，并最终因它而故。
抚摸着遗稿，它们是刚刚找回的记忆。如果李文达先生在世，今年正好是他90周岁的生日。10月9日，贾英华先生接受了《竞报》独家专访，揭秘李文达的传奇人生，其中许多内容是《竞报》首次公开披露。
贾英华先生的娓娓讲述，让我们得以窥探李文达先生的传奇人生。
2008 is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Li Wenda’s birth. On October 9， the writer Jia Yinghua gave an exclusive interview to <The First>， in the interview he chronicled the legendary life of Li Wenda. Much of the content i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printed exclusively by ＜The First＞
生在“李大善人”家
1918年4月，李文达生在天津一个富豪家，李文达很少说他父亲的情况，据说是祖上挣下的家产，以后隐居天津，因为常为穷人施粥，被称为“李大善人”。姚依林当年在天津搞学生运动，被通缉，一度就躲在李文达家。
李文达15岁考上南开学校（南开大学前身），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937年，日本人占领华北，李文达背着父母跑到上海，投奔了哥哥李文运。李文运是共产党员，在中共特科做情报工作，两人被称为 “大小李”，是特科中的干将。
刚到上海时，兄弟两人住“亭子间”，就是楼梯下面隔出的小房子，很多人把“大小李”传神了，什么飞檐走壁之类，其实没那么夸张，当时主要是练枪法。1938年上海的情况很复杂，特科有铲除汉奸的任务，李文达对我说，那时是“枪响就要死人”，必须枪法好，一枪打不死敌人，自己就有生命危险。
李文达枪法准，处事冷静，很受上级重视。中途他还考上了上海美专，学了一段画画，但没有毕业。上海美专在当时很难考，出过很多名画家。李文达的画很好，晚年还经常作画。
抗战经历如《暗算》
武汉保卫战时，李文达想上前线，当时他已打入国民党军统。结果到了武汉，已经陷落，只好带几十人打游击。不久回到上海，在崇明岛当游击大队的司令，有五六百人，是一个开明士绅资助的。崇明游击队战功赫赫，一时被传为 “刀枪不入”。一次与日本巡逻大队遭遇，李文达“刀枪不入”的神话没经住“考验”，他受了重伤，在上海住院，遇到了万里浪。
万里浪也是军统的，他对李文达很欣赏，就把夫人的妹妹王滢介绍给李文达做妻子，这样两人成了连襟。万里浪后来被汪伪抓住后变节，成了特务机关的头目，就把李文达给供出来了。万里浪不好意思出马，就让总头子李士群亲自去抓，以示“上面要抓你，我也没办法”。李文达在医院里想跑，没跑了。
李士群和万里浪不知道李文达是共产党，以为他就是军统，看他枪法好，就逼他当枪法教官。李文达只好答应，当时他正养伤，所以并没实际上过课。
由于李文达受伤，错过了和特科接头的时间，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上级“老金”也找不到了，李文达伤好后，逃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由于历史不清楚，受到怀疑。但李一氓很欣赏他，1943年，李文达重新入党。
抗战胜利后，李文达打入敌后，曾在美国救济总署北平分部等部门工作，在南京时，还截获过重要情报，以后受上级派遣，打入了青洪帮。
李文达字写得好，而且会英语，堪称能文能武，后来成了苏北青洪帮一个地方组织的头目。
反间谍赛《羊城暗哨》
解放后，李文达在侦查部门负责反间谍工作。1956年，中共八大前夕，蒋介石派遣一些特务准备在大陆重要城市的公共场所搞爆炸，制造恐怖气氛。于是专机接李文达到广州去指挥，很快在广州公园发现了第一枚炸弹，当时它正滴答作响，很快就要爆炸了。
在李文达等人的努力下，特务带进来的几十枚炸弹只有一个爆炸了，还只是在偏僻的小地方，损失不大，其他全部被起获，当时李文达还不到40岁。
根据这段亲身经历，李文达与陆石合作了《国庆十点钟》、《双铃马蹄表》、《爱甩辫子的姑娘》等作品，成为我国公安文学的开创人之一，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的称赞，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经历，后来他被选定为《我的前半生》的执笔人。
做彭老总贴身警卫
朝鲜战争时，中美双方在板门店谈判，为保证安全，李文达被选为彭德怀的贴身警卫。李文达英语好，人又机敏。当时每天要把谈判内容向更高机关汇报，工作压力非常大。
对于彭德怀，很多人觉得是个大老粗，李文达的印象恰好相反，彭德怀这个人虽然直率，但非常喜欢知识分子，是典型的粗中有细，很看重文字工作，许多报告、文件都是自己写，反复修改，其认真程度出人意料。
化名李德胜跟毛主席一样
“文革”开始后，李文达被送到了学习班，一年后，关进了秦城监狱，待了7年。
李文达的“罪行”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特科这段历史不清晰，在当时，“特嫌”是个很大的帽子；另一个是为“封建皇帝树碑立传”，这让李文达有苦难言，执笔《我的前半生》是上级给的任务，如今却成了他的罪名。
“文革”后，李文达得到平反，但特科这段历史仍然模糊，因为当时唯一的联系人“老金”找不到，公安部在全国外调很多次，都没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初，凌云（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主持一个座谈会，有人问起中共特科元老徐强先生是否认识李文达，80多岁的徐先生说他不认识。后来问是否认识 “老金”，徐强说他就是“老金”。原来徐强不知道李文达真名，只知道他是天津人，所以当时叫他“小天津”，李文达也不知道 “老金”的真名。在徐强及其夫人的证明下，李文达的 “历史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
“文革”后，李文达当过群众出版社副总编、昆仑饭店的董事长，当时他用的化名是 “李德胜”，后来还做过公安系统的特务大队长。这让人们不禁想起海岩——这位也曾经当过兵，在公安系统工作过，甚至也当过昆仑饭店总经理的著名作家，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
虽然遭受了冤屈，但李文达很少抱怨。我曾经问他当时的事，以及他在监狱中的生活，但李文达极少谈及。
为末代皇帝立传
1960年4月，在上级安排下，李文达与溥仪在香山饭店开始共同创作《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是我一辈子见过最聪明的三个人之一，另两个，是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和“末代国舅”郭布罗·润麒。
李文达的记忆力非常好，比如熟人的电话号码，他总是张嘴就有，我曾问过他何时开始创作《我的前半生》，那已经是30多年后了，他仍然记得住具体时间，乃至哪个单位为此还发了简报。我后来一查，果然找到了这份简报。
溥仪过去在监狱里写过一个自传，基本是为了“交代罪行”的，事实不连贯，前后矛盾，许多具体时间、人物有误记，通篇是议论和骂自己的“检讨书”。因此，只能另起炉灶。当时溥仪已经写不了太多东西了，在李文达的帮助下，前后写了数稿，增删多次，终于完成了《我的前半生》。
通过创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人说溥仪笨，李文达曾对我说，溥仪的手确实笨，但这个人聪明绝顶。他一生3次当皇帝，遭遇了很多人生坎坷，但他能做到适时进退，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多次想杀掉他，他都巧为转圜，这个人的智力非同寻常。
《我的前半生》问世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等对此书都予以高度评价，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在国内已发行了187万册以上。
人格高尚的人
我和李文达认识得很偶然。“文革”后，李文达准备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找到了李淑贤。作为李淑贤的邻居，我经常出入她家，采访了她并整理了很多资料，准备也写一本这样的书。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当时，全国好几个研究机构都想写《后半生》，并组织了专家，而我当时只有初中文凭，一个工人，以李文达当时的名气，他写最适合。而且因为写《前半生》，他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郭布罗·润麒先生就经常骑摩托到他家去喝酒，对于重规矩的他们来说，这说明双方交情非常不一般。据我所知，当时文达先生也已准备了一些资料。
文达先生看了我的采访提纲，以及已经做的采访工作，感到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当时是群众出版社的副总编，一些编辑怂恿文达先生说：拿这个采访提纲自己写就算了。我和文达先生谈话都有录音，具体找谁采访，他肯定能找到，而且李淑贤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说李文达人格高尚，就体现在这儿。一次我俩在他家聊到很晚，他说：“小贾，后半生你来写，我全力支持你。”这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当时我住八王坟东边，文达先生家在西单，那天我沿着长安街一直走回了家，到家都深夜2点多了，看着长安街上空的繁星点点，我当时内心说不出的感动。
文达先生去世时我正在生病，情况比较危险，但我还是挣扎起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叫《人生难得品德高》。文达先生的人格高尚，让我感动终生。
小伎俩无益于人生
当时群众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画册，展示溥仪一生，叫《人—龙—人》，这是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溥仪照片集。李文达先生找到我，希望我提供照片。我当时已经采访了很多历史见证人，得到了不少独家照片。开始我有点犹豫，觉得那是我费尽艰辛找到的，很珍贵，不想拿出来。后来一问才知道，李文达居然是坐公交车到我家的，上级给他配了专车，但他没有用。我问为什么，文达先生说，一次他请溥杰在鸿宾楼吃饭，结果溥杰迟到了，他就到门外等，暮色中，看见一个小老头下了公交车狂奔而至，正是溥杰先生，他坐公交车来，所以晚了。他也有专车，但他觉得吃饭是私事，不该坐。为了不失约，溥杰先生连跑带颠儿。溥杰先生都能做到，我有什么做不到呢？我听了以后，当时就被感动了，我把所有珍藏的照片都拿了出来，让李文达挑。可以这么说，《人—龙—人》肯定是收集溥仪照片较全的一本画册。
李文达做事干练，一丝不苟，他很直率，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与他交往让我懂得了，小伎俩无益于人生。
一本书一场官司
李文达一直将《我的前半生》当作是自己最成功的作品，但他想不到的是，法院最终判决他并非这本书的作者，不享有版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我的前半生》版权归属，李文达被告上了法庭。李文达在法庭上出示了一小车的手稿，全是他的笔迹，溥仪仅做了个别字句的改动，在《我的前半生》写作中，李文达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只要对比溥仪原来的自传，就可以看到，两者区别很大。
在官司审理期间，溥杰先生曾多次撰文说明，李文达是《我的前半生》的作者之一。作为溥仪的弟弟，溥杰先生肯说出公道话，令人尊敬。
然而，最终判决是李文达败诉。应该说，这个结果文达先生事先没有想到。知道败诉的消息后，他失踪了，将近两天都找不到人，家里人非常着急。
后来文达先生告诉我，那两天，他在前门外那边一直在走，喝了不少白酒，他想去自杀。
他最后的日子
判决后，文达先生的精神仿佛一下子就垮了。
文达先生原本就瘦，不久被查出患了肺癌，人更变得形销骨立。1994年，我去群众出版社办事，人家说，文达先生前两天还来了呢，所有处室都转了一遍。那时他已经离开出版社很久了，大部分人他都不认识。我当时想：坏了，文达先生是和大家来告别的。
没两天，文达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要去珠海疗养，让我去看看他。当时他人瘦成了一把骨头，但精神很好。他把最后的手稿交给了我，并送了我一幅书法作品，那是他最后的作品。
文达先生去了珠海就没再回来，终年76岁。两个儿子，小的在深圳，大的在国外。小儿子文采很好，文达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一篇诔文，情真意切，但似乎以后再没有从事写作。
问答录
放弃创作尊重他人劳动
竞报：您和李文达先生有很深的交往，据您说，经常谈到深夜，你们聊什么？
贾英华：谈艺术谈的很多，文达先生修养非常好，对《史记》、《资治通鉴》有很深的研究，此外他也很喜欢西方的作品，他送我的最后的书法作品，就是书录歌德的名言。文达先生的字写得很好，是板桥体。1992年，他的作品还入选了 《中国首届当代名人名作展》，其中展出了他的字，还有画，画的是巴尔扎克。
竞报：文达先生也是与溥仪交往过的人，您也采访过他吗？
贾英华：我采访过与溥仪有接触的300多人，文达先生是其中之一，我采访他很多次，每次采访完我让他签名，他还开玩笑说：怎么？还要签字画押？
竞报：文达先生为什么最终支持您来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呢？
贾英华：他看到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为了尊重他人的劳动，他放弃了自己已经开始的工作。他是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溥杰平时很忙，一般人找不到他，李文达知道溥杰7点半之前不会出家门，就带我直接上门去找他，请溥杰先生为我那本《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亲笔作序。这样，我和溥杰和文达先生三人成了忘年挚交。
竞报：对《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创作，文达先生评价很高。
贾英华：是这样，文达先生不仅写了序，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成功的续补》一文，推荐我这本书。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书评，文达先生看到了，特意打电话通知我，由于无法拿到报纸，他就让人把全文打出来，并翻译成中文，送给我，他的英文好，看到国外哪家报纸介绍《后半生》，都会打电话告诉我，有时半夜打来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朋友的关心。
竞报：《前半生》那场官司为什么会对文达先生的精神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贾英华：文达先生的一生，可以说与《我的前半生》这本奇书有着不解之缘，作为镇社之宝，它对群众出版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最终，文达先生因此书而抱憾。文达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产，他高尚的品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这绝不是口号，而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心话。
竞报记者 陈辉/文
竞报记者 张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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