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被搬上银幕之后，刘震云酝酿3年创作的新作《一句顶一万句》，将于本月25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首发。小说类似明清野稗日记的叙事风格，被评论为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的遗风。刘震云昨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以“刘氏幽默”表示，书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拧出他的汗水。但写作并不是他的理想，最想在戏班里敲梆子。

　　不过一万句“顶”一句罢了

　　刘震云的书名，都是怪怪的。如过去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温故一九四二》、《我叫刘跃进》，都不按常理出牌。如今又弄出一本《一句顶一万句》。一向不喜欢扯大道理的刘震云，与记者聊天中打开了话匣子：“‘一句顶一万句’这话不是我说，是1966年林彪说的，事隔43年重新提起，并不是为了向林先生致意，而是觉得这话不同寻常。当然，我说这句话，跟林先生是话同意不同。他指向的是政治，我指向的是生活。他说的是句恭维的话，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放到政治和恭维的层面，这话有些荒唐，但把它沉入到生活中，却是一句值得深思的话。”“就是放到今天，‘一句’‘一万句’和‘顶’字，也是我们每天运用的。在网上放一帖子，马上有人来‘顶’，有人‘顶’的是好话，有人‘顶’的是坏话。不过是一万句‘顶’一句罢了。”

　　刘震云告诉记者，他现在说的这句顶一万句的话，并不是一句深刻的哲理，而是朋友间一句家常的话，一句温暖和知心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每个人都在心里“杀”过人

　　记者问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刘震云透露，是写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但他即刻解释：“我写的是心里杀人。如果从心里杀人考量，世界上每一个人，一辈子都杀过许多人。比如：‘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人如行尸走肉。’‘那人，早该毙了他！’‘我恨死你了！’或干脆：‘去死吧！’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心里杀人了。”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杀人犯。这话够雷人的。刘震云说：“比这些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在心里还杀死过自己的亲人，如小说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

　　有意思的是，杨百顺和牛爱国都戴着“绿帽子”。这同“杀人犯”有何关联？“‘绿帽子’和‘杀人犯’可不一样。清平世界，杀人是一种偶然；如果每天满街在杀人，肯定是起了战争；但‘绿帽子’满天飞，大家却习以为常。”刘震云说，“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是因为他们跟老婆之间没话，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却如滔滔江水一般。“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的刀子，又掖了回去。但比杀人更重要的，他们可能会自杀。”

　　“刘氏幽默”似乎藏得更深

　　小说中的人物皆是些父老乡亲，他们都是低等“身份”，但精神上却都在“高级”流浪和漂泊。对此疑惑，刘震云认为，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很“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有时候读10年书，还不如听他们的一席话呢。他说这种流浪和漂泊，是有依据的，就发生在他的亲族身上。刘震云的外祖母生前告诉他，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离家出走了。后来，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他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大概是在熟悉的故土找不到话了吧？”

　　在这本新书中，“刘氏幽默”，似乎藏得更深了，文字也洗练和简洁了。书里究竟有何乐趣和妙处？刘震云说，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看这部小说时，从头笑到尾。“当然，幽默不是说笑话，也不是演小品，幽默不存在于话之中，存在于事和理儿的拧巴之处。话还是那些话，搅和在拧巴的事和理儿之中。就算是话，幽默也不在字头，而在字尾；不在话起，而在话落。我从来不怀疑读者们的智力和耐心，只怀疑我自己是否写好了。”他称，书中的每一个字每句话，都能拧出他的汗水。

　　“客串”连我妈都说不靠谱

　　跟文学界很少走动的刘震云除了在北京写作，就是回河南延津与村里的老乡聊天，“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10年书”。他认为写作不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在集上说书的和在集上做小买卖，没有区别，无非是一些“知识分子”高看了自己罢了。“写作也不是我打小的理想，我小的时候，最愿意干的有三件事：一是在镇上当厨子；二是在戏班子里敲梆子；三是当一个小学教员。可说什么也晚了，兄弟在外，也是糊涂这么多年。”

　　刘震云还向记者抖出了他的“糗事”：身为作家，不好好在家写东西，跑到电影里客串。“咳，为这事我没少挨‘刺打’，连咱妈都说我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本来我不是人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就像牛爱国他妈一样，稍不留神就回到了‘从前’。”他觉得这事不能怪别人，要怪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样是鲁智深，就随朋友去了趟沧州。而且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比去内蒙古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另外，我并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本报记者 蔡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