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小说家很像人 类学家(图)
台湾著名女作家朱天文的两部长篇小说《巫言》和《荒人手记》日前在大陆几乎同时出了简体版，《巫言》是去年出版的朱天文最新长篇，耗费作家8年之久，《荒人手记》则在1994年曾获得首届时报百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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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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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朱天文和作家父亲朱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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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大学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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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衣、天文、天心作家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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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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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50岁了，可写作的心态一直是业余的。我总是在听呼喊，听到了就去写。但我不是母鸡式小说家，因为母鸡每天都要下几个蛋，如若那样我每年就得写多少作品啊？可现在，人生过了一半，还能继续写二三十年，不能再用业余的方式写，要用纪律来要求自己，要把每天最好的时间放在书桌上，这是我现在要考虑的。
为实物所役的处女座
说天文，让我们还是从星座开始吧。
天文是处女座。处女座最易为实物所役，所以在《世纪末的华丽》里，天文通过米亚铺陈一季季的时尚，用颜色和嗅觉重建一个女人的世界；在《荒人手记》中，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频繁地闪现在各个段落，连爱人间电话朗读的篇章居然也是列老的著作，天文说这是因为小说中不出柜的男同志是大学老师；而《巫言》则达到了一个极致，从最新潮的电子产品、跑车到年轻人亚文化生活方式，天文这些年照相式记忆的这个世界，洪水般地涌出笔端，把小说写成了一本“博物志”。天文的老师胡老师说：“格物尚在致知是先。格物完全是一种天机。”天文的好友舞鹤说她，“在生活中，朱天文‘读物阅人’，物不离人，书写来自她对‘现实存有’的热情；‘物的情迷’正是她小说的特色，这种情迷颇似所谓‘物之哀’，它也使作品中常出现的类‘博物志’书写具有文学的美。” 而天文自己说，格物也许是本能。
行动缓慢是处女座的另一特性。所以，从2000年动笔，直到去年才把小说全部写完出版。要不是天文的妹婿唐诺和隐居淡水的好友舞鹤的鼓舞，《巫言》真的要成了无止境的射线了，虽然天文说写得很过瘾。唐诺后来对她说，《巫言》20万字除以8年，一天只写了七十七八字。此时离开1994年获得时报百万小说奖的《荒人手记》已经14年了。天文说，她实在太迷恋于看这个世界了，在歧路花园中流连忘返。
爱好秩序，所有事物都应该在其恰如其分的位置，如此才能闪闪发亮，闪闪发亮。这是天文说的处女座又一本性。看到自己观察到的这个世界每个细节，在自己笔端下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天文说，她有一种美学上的快乐。
《巫言》是怎么写成的？
印刻版的《巫言》封面是一张天文临窗的书桌，淡淡墨迹的“花”字印在桌上。一张稿子摊满书桌，据说那上面写的是日记。窗外郁郁葱葱。这一瞬间也同样出现在侯孝贤为《印刻文学生活志》拍摄的广告片里，短片里的主角是天文和她的猫。夏日锦藤，猫儿呵欠，闻嗅天文的笔尖。想来，那是侯孝贤唯一一次将天文作为女主角摄入镜头吧，那是2003年，《巫言》还在写作的巫途中。
《巫言》是怎么写成的？天文在许多访问场合一遍遍地复述，她对好友舞鹤说：“我是2000年6月着手写此长篇，写了几个月停下，去参加《千禧曼波》电影剧本工作。次年坎城（戞纳）回来拾笔再写时，灵光一闪把原来的题目《谋杀与创造之时》改掉，确定为《巫言》，写到年底又停。2002年仲春再写，分篇目，订出《巫看》、《巫时》、《巫事》、《巫途》、《巫族》五篇，写到秋天又停。……这分散写作的几年间，失去自由如坐牢。每次，仓促火急被借调出牢，做些世间事，做完就拖东赖西地延宕着回牢，同时又被良心谴责催逼，最后只得自动报到入囚。而且完全如你所说，这一拉开距离之后再走入，都是从‘哎呀怎么写成这副德行’为开始，修改剪贴，也像暖身暖够了才接续往下写。所以整个过程似乎是，越写越漫长，没完没了。其实写好写坏，当下往往不知，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反而有时越改越干净，太干净了变成枯涩或疏冷，或越往艺术境界去而过度森严。总之，我实在该给自己一个期限喊咔了。”
《巫言》有两条并行线，一条是巫者其人其事其生活，一条是巫者之言，即他写的小说。但都说《巫言》难读，段落间充斥的命名令阅读有点支离破碎，但这却实实在在是以作家真实体验写成的作品。她在这个世界的边边，但贪看这个世界，带着幼童般的眼睛，把我们带入她田野调查后拼贴的世界。小说中略带戏谑的哈金作品研讨会，是天文当年真实参加的场景和感受，因为自己当年的失态，天文说至今还深感愧疚。还记得《荧光妹》一章里新人类的生活吗？那是天文跟随侯孝贤拍摄《千禧曼波》时，认识的一群年轻人，她像特工一样把新人类的流行摄入大脑里。《巫言》甚至可以看作一个政治文本，2000年后台湾政坛上演出的一幕幕荒诞剧也被不动声色地融了进来，甚至谁谁谁都可以对号入座。天文无可奈何地说，虽然她在社会的边边，但政治就是当下。
在写作《巫言》的前一年1999年，天文来到纽约，沿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侦探马修的生活路线作了一次旅行，模仿马修的生活习惯，假想和他对话。所以，《巫言》最初的名字叫《谋杀与创造之时》，布洛克最精彩的作品，当然不会缺少马修。在写作《巫言》的几年，天文不断地岔题、离题，凭着那些未被命名事物的呼喊走进一个个卡尔维诺的歧路花园。天文说，花园当然不是光秃秃的，这些令天文和读者着迷的一切都来自她的记忆。所以阅读《巫言》，也可以像天文喜欢的马修那样，逐着天文繁复的细节和不经意拼贴的叙事，在字荒中拼出天文的世界，当然也是我们的世界。
在歧路花园里离题
早报：看《巫言》就会发现，小说闪现着你处女座的本性，易为物所役，行动缓慢。
天文：是这样的。我着迷于这个官能物质世界，把它们摄入大脑、沉淀，然后听它们的呼喊再写出来。而且我写作是很慢的，用我们台湾话说，这样写很“鬼毛”。处女座对事物的记忆、理解都是图像式的，她要求每个事物都要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所以她要不停地调整它们的位置。我觉得，处女座对秩序的迷恋就是，希望每个东西正好在它的位置上，获得美学上的快乐。
早报：我觉得你记性真好，《巫言》中那么多新兴事物、庞杂的细节都被塞进了小说。
天文：其实还是做了不少田野调查的。我的记忆是图像式的，妹妹天心说，我可以去做情报员，以前情报员没有现在的微型照相机，他们拉开档案，一页一页看过去，咔嚓咔嚓用眼睛照，回去之后，凭着记忆把档案写下来。这确实是我的记忆方式，当然也有夸张。我进一房间，就会咔嚓一下，把房间的每个细节照进大脑。回忆时，所有细节都会浮现出来。
早报：你也说过，《巫言》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博物志”，你是想通过文字赋予这些冷冰冰的工业产品以灵性吗？
天文：在写作当下，你会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你，你写作就是回应那个呼喊，把它叫出来，赋予它一个名字。写作当下，为了过瘾，不管别人，不考虑读者，也没有心目中的读者，就是往前写，自我回答，就是做这个工作。也许在写的当下，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具体含意。所有的意义都是写完以后的后验之名。有时候，回头去鉴赏，你会赞叹自己好厉害，有些地方会遗憾，这里没有做到，太草率了，闪躲了。如果用后见之名来看《巫言》，它就是个“博物志”。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新鲜事物，你简直来不及看、记。某方面，我就像个小孩子，一只手拿了一个东西，还要拿另外一个东西，忙着给每个事物命名。
早报：你急着去命名、博物，是不是觉得自己写作时很贪婪？
天文：有啊。把记忆中的事物和细节写进小说非常痛快。可对读者或普通人来说，写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但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看见了，有一种喜悦和激动，然后呈现下来。所以，我是在做一个卡尔维诺式歧路花园的工作。歧路花园的策略是离题，不断分岔、迂回，每一次的分岔就是一个歧路，每一次的分岔都是一个花园。一次一次离题，一个又一个歧路花园，这不是个很美好的文学意向吗？当然会迷路，歧路可能变迷宫，找不到回头的路。那你就可以在不断离题、歧路花园中躲藏、逃匿。从古到今，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时间。没人能对付时间，我的后见之名，也就是《巫言》里我做的，就是用的“巫的咒语”即她的文字，把时间变成空间，不断地分岔，把时间变成歧路花园，在里头流连忘返。
早报：你写最新潮的手机、跑车，你写新人类的亚文化，这是否跟你一直和侯孝贤导演拍电影有关。
天文：一开始的时候对电影充满好奇，但后来发现片场实在无聊透顶，你就是不断地等，等灯光、演员、天气，最后感觉自己都成了蜥蜴了，感觉现场就是乱糟糟一团电线，所以后来我就不去了。我接触最多的还是侯导演。他总是在拍摄他身边朋友的故事，他会接触很多年轻人，他对他们有好奇心，然后他会对我说。可是正因为我深居简出，一踏出家门就会见怪很怪，就像火星人突然来到地球，对地球上的东西都充满好奇一样。所以，出趟门就用眼睛到处照相。
早报：所以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不必执拗于《巫言》中的叙事顺序，否则会在其中迷失。
天文：所以读这本书最好的方式是，翻到哪一页就从哪一页开始阅读，更潇洒来说的话就是，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看。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线性阅读，但看这本小说，他肯定会说，咦，怎么写写写，就岔到别的地方，会有一种阅读的挫败感。随意，不要对故事有很多期待，翻到哪一页就在哪一页读一段。
早报：你在写的时候会不会迷失在自己创造的歧路花园，然后没完没了地写下去呢？
天文：如果作者的主体性或者说磁场不够的话，他的写作会变成公路电影，走到哪是哪。可对我来说，它还是有一个辐射型的磁场的，没有伊于胡底、不知所终的感觉。
热眼旁观这世界
早报：在《荒人手记》里，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会出大段出现，福柯的历史谱系学的影子也可以在《荒人手记》和《巫言》中找到，这是因为你偏爱人类学的缘故吗？
天文：我喜欢人类学。人类学家作为一位观察者，远离他的生活到达遥远的未知文明，找出人类最原始的结构、准则、模式。我觉得，小说家很像人类学家，他锐利、敏感、不带意见地去观察，最后用小说的呈现。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类学家式的小说家。
早报：《巫言》以“不结伴的旅行者”开头，你就是那位“旅行者”吧？
天文：是的。基本上，作为一个社会性很好的人，在哪里都是很开心的，但对某些人来说，跟对方不交流则已，一交流就会觉得，你的情感负担很重。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办杂志，对读者也来者不拒，结果是始乱终弃。慢慢知道，“不结伴的旅行者”就像菩萨低眉，他是为了自保，不是慈悲或不慈悲。他只要一抬眼跟人的眼神交流上，就完蛋了。跟人交流，对一般人不是事情，但对他来说是责任。
早报：《巫言》一开头，“不结伴的旅行者”一个人去香港看《歌剧魅影》，这是你真实经历吗？
天文：我从小就看过好莱坞翻拍的各个版本《歌剧魅影》，觉得里面的主角可怜透了。直到1995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参加书展，那个时候恰巧《歌剧魅影》在香港上演，会展上一个出版社社长给了我一张票。然后，我就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
早报：其实熟悉你人生经历的读者，可以在《巫言》中找出你身边熟悉的人的影子，比如侯孝贤，比如你的父亲等等，这种感觉就像读《小团圆》一样。不知道是否这样？
天文：有啊。那就是张爱玲讲的，最好的故事是你最熟悉的题材，当然这里面也有小说创作的部分，它晕染出很多东西，但原始的东西当然是我熟悉的人和事。
早报：小说里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我”被友人从家中拖去参加哈金研讨会。这是你真实个人经历吗？
天文：那是真的。我在长篇里之所以要插入这一段，是因为我参加完那个研讨会后非常懊恼，好几天都耿耿于怀。我觉得，当时我出来完全不合时宜，讲的话也很糟糕。
早报：你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印象中你应该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巫言》中，我们却能将这些年来的台湾政治人物一一对号入座。
天文：这就是我们的当代，那没办法。小说里的这个女孩子如此站在社会的边边，她无法跟任何人对话，她也无意于当野兽。尽管她跟社会隔得那么遥远，可是她的眼光是在看它的，她一直在跟主流社会对话。有冷眼旁观，可也有热眼旁观。
华语文学版图上
有台湾作家位置
早报：王德威喜欢用“颓废”、“颓靡”来形容你的作品，这也是许多读者看你小说的一个感觉，你同意吗？
天文：我其实跟世界隔得十万八千里，你说我小说里写了那么多时尚名牌，可我本人一点都不实践。我只是喜欢看，把它们当成现代博物馆。可是你用文字呈现出来后，人家却说，你在鼓励大家买名牌。我实在无法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
早报：普通读者一个比较相似的阅读感受是，《巫言》不容易读，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显线性发展的故事。王安忆在很多场合说起台湾作家，说你们写作遇到的一个难题是“经验的匮乏”，连骆以军的专栏别册都起名为《经验匮乏者笔记》。
天文： 1970年代末开始，我们通过香港陆续看到了大陆的作品，比如伤痕文学等。这些作品谈论他们的“文革”经验等社会的苦难，所以自看到伤痕文学之后，我们这些台湾作家就觉得，大陆的题材真是写不完，苦难那么多、地方又那么大，他们光写这种就行了。华语文学里有“三国”和“红楼梦”两大叙事传统，“红楼梦”传统阴错阳差漂洋过海到了台湾，一直没有断；“三国”阳刚的宏大叙事则在大陆。
一直到新世纪后，我们才慢慢不再想“台湾作家别写了”。后来，我们的写作年龄也算久了，根据我们的写作经验，原来有一块东西可能是大陆作家无法写的，而这一块可能是我们台湾作家为文学共和国版图能贡献的一块拼图，那就是对现代性的描述。而台湾的现代化是从甲午战争后的日据时代开始的，它不像大陆那么暴烈，也不是如此的驯良，它的现代化不那么快也不那么慢。这个状况下，有一块土壤让你慢慢长。大陆同代作家肯定也要面对现代性问题，我觉得他们目前一时比较困惑还无法回答。所以在华语文学版图上，台湾作家是有位置的，这个位置是大陆作家目前无法取代的，这给我们一个支撑力。否则的话，真别写了，太沮丧了。没有经验没有苦难，写什么啊？我们要明白，大陆作家的坐标是什么，我们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