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韬晦：守住书院 守住自己
“书院”二字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隐入历史深处的一个名词。然而，对近代大儒唐君毅的弟子霍韬晦而言，书院依然是一种鲜活的存在。
从事乡村教育实践的梁漱溟与在香港参与创办新亚书院延续千年书院文化传统的唐君毅都曾被视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而在当下，被唐君毅称为“代表新亚精神”的霍韬晦数十年来同样在香港一直坚持创办书院，用一种“非主流”的态度试图接续宋明以来的书院精神。前不久在广东举行的百年儒学研讨会上，霍韬晦延续“书院传统”及在内地以儒学进行乡村教育的实践引起了不少海内外儒学研究者的关注。“与当代一些新儒家学者很难打破知与行的分离及精英与民众的分离，使得儒家趋于知识化、学院化、系统化以至于偏离生命不同，他的躬身实践是融入儒家对生命理解的性情儒学与生命儒学。”新加坡一位儒学研究者说。
 |
霍韬晦
霍韬晦
1940年出生，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上世纪60年代考入新亚书院成为唐君毅弟子，后赴日本留学，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20多年。唐君毅辞世后，主编有30卷的《唐君毅全集》。
守住自己的文化根基
“人人都以变化为荣，都觉得保守不好，却不知道保守是首先要守住自己，守住自己的人格，守住自己的文化根基，能守住才能往前看，不然的话，何从立起？”
“人不能无根，唐君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爱护就是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我们学唐先生的学问，读唐先生的文章同样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先不要找一些外在的论证、理由，而是要回到自己的生命寻找自己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明白真正的中国人本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只懂得仰慕外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儒学并不是远离大众的精英学问，而是与每个人生命成长、性情以及日常生活相关。”年近古稀的霍韬晦是唐君毅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两年首次在国内出版的《唐君毅文集》即是由他主编。
谈起与唐君毅先生的渊源，头发花白的霍韬晦仿佛回到了那个风华正茂跟随唐先生求学的时光，“我的童年其实是在广州度过，50多年前到达香港时才17岁，那时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餐厅杂工、售货员等，但一直是边打工边读书，因为受“五四”的影响很大。”霍韬晦说他最初的理想是文学或新闻学，“因为发表了一些文章，就开始曾经想进入文坛，做一个作家，写文章写诗，很浪漫！”但在1960年代的香港，这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殖民地的社会和现实让他迷茫不已，“对未来几乎找不到信念”，霍韬晦后遂从中文系考入新亚书院，师从唐君毅，开始从文学转向哲学，“进新亚之前曾读到唐先生一篇文章《说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很感动。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沉重，深刻的痛惜之情很打动我。当时，身边很多人都在移民，年轻人要到外国读书，要得到外面的学位，或在外国工作，然后骄其国人，什么都以西方为标准，但唐先生却给我保守的价值观。人人都以变化为荣，都觉得保守不好，却不知道保守是首先要守住自己，守住自己的人格，守住自己的文化根基，能守住才能往前看，不然的话，何从立起？”
考入新亚书院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存在与反思“五四”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新亚书院当时一届只招十个人，我听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先生的课多一些。唐先生当时看了我写的一些文章，很认可，鼓励我研读经史及大量的哲学书籍，唐先生有很多受人推崇的称谓，如文化巨人、哲学大家、理想主义者等，但最影响我的还是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承担和使命感。”
霍韬晦1969年赴日本大谷大学修读博士课程，1972年返港后即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同时一直受业于唐君毅。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易名为新亚研究所后，霍韬晦同时任新亚研究所研究员。“其实唐先生对合并后的新亚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为了维护书院教育理想受了很多痛苦与人事的矛盾，他曾说，新亚书院和其他二院校联合后，新亚师生好似落在其他二校及中大本部之相互的夹缝中，新亚师生的精神也由相互希望转为相互失望。”
 |
唐君毅（右二）与霍韬晦（左一）
儒学不能远离生命
“有一些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埋首在大学教书、发表论文，满足于所谓的‘学术要求’而使得儒学成为一种知识，远离生命，远离现实，传统读书人的承担精神几乎很少看到。”
失去新亚精神的书院以及平静的书斋生活终究不是霍韬晦想要的，“因为唐先生的影响太大了，他曾对我说‘读书人不仅要有光，也要有业’，这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
“一些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埋首在大学教书、发表论文，满足于所谓的‘学术要求’而使得儒学成为一种知识，远离生命，远离现实，传统读书人的承担精神几乎很少看到，跟随唐先生问学15年，我后来想的是试试学术教育能不能走出和学院化教育不同的路子，另一方面最朴素的想法也是承接唐先生的心愿，继承唐先生的文化教育理想。”在唐君毅辞世九周年之际（1987年），霍韬晦终于走出“有业”的第一步——创办香港法住文化书院，而书院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即是举办第一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这一大型学术研讨会也是海峡两岸不少儒学学者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在中国古代，办学一般都是民间行为，政府参与得很少，那时主要靠私塾与书院，古代书院最主要的目的是继承孔子留下来的道学、理学、心学，而我们今天书院的创建其实是基于很多负面现象，比如整个社会的功利化、虚无化。在传统断层的局面下，去寻找传统、怀念传统，这也是民间自发的。现在学生接受的大多是西方那套东西，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居多，现在书院讲传统很难，所以我就想扭转这样的局面，找到一种很好的传道的方法，就是性情教育、生命成长的教育。”霍韬晦认为，处于文化断层的当下，这个社会病得很厉害，唯一能挽救它的是教育，但是今天的教育却全无办法，“今天的教育只是帮助我们装备，准备参加来日的竞争。为什么要竞争？要战胜别人？不是为了伟大的理想，只是为了自己要生存，这和古代的儒学理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与现代大学教育不同的是，法住文化书院着力于继承并营造传统文化中“学在民间”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生态，进行一种非功利的、自由研究的学术尝试，其教育类型包括儿童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后大学教育乃至企业家教育，地域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香港回归后不久，霍韬晦在大陆开展乡村教育事业，他与广东省罗定市教育部门合作开办了一家喜耀粤西学校，以推行儒学“性情教育”。谈起创办这所学校的初衷，霍韬晦坦言自己也并非完全的理想主义者：“我并不想回到传统的那种乡村教育，比如穿古装、读经等。从一开始我就不想走向与体制的对立，我们办的还是体制内的学校，学生也要学英语、数学，与体制还是要接上，因为将来他们要升学、要走向社会，我是想把儒学的教育融会到学生的日常行为中，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这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只有保证小班上课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喜耀粤西学校除教国家规定的课程外，也教儒学经典，尤重于让老师言传身教，“刚开始，家长们都很担心，这会不会影响考试、无法升学，但现在，喜耀粤西学校已是当地成绩最好的学校之一。”
“在当下，儒学济世的梦想是很难的，我想做的只能是发一小份的光，让古代经典在今世俗尘中尽可能地复活一些。”霍韬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