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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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泓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当这个诗中的女子在现实里老去的时候，别人指着“他”的肖像问病床上的她，“认识吗？”“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但她已说不出“他”的名字。那是2003年的春天，她93岁。一个月以后，她阖然长逝，在她闭眼的那一瞬间，她还是不记得那个人吗？那个给她写下那么多美丽文字、与她携手共度55年的男人！
黑牡丹与青蛙13号
张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沈是教师，张是学生，两人相差八岁。沈从文大概从1928年开始对兆和的追求，兆和18岁，大学二年级，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外号“黑牡丹”，很多男生仰慕、追求她。一心向学的兆和却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留存起来，不予理睬。
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沈从文递给他的一封信，打头第一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少女有点懵，但还是不动声色编号为“青蛙13号”留存起来。
此后，他写下许多完全没有自尊的呓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他甚至软硬兼施，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兆和的室友）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沈老师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学校掀起波澜，引起许多议论，令家世清白的兆和不堪重负，觉得有必要找校长胡适说说清楚。
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胡适的客厅。其实，胡适早就有心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一面夸奖沈是个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为安徽人，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还强调“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很是错愕和惋惜，事后，他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后来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照样殷勤地空中飞鸿。1932年暑假，饱尝思念之苦的沈从文来到苏州，看望他心目中的“女神”。
张兆和的家人比张兆和更早地接纳了这位文坛天才，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她自己说，“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细究起来，这动摇究竟是因为沈从文文字的蛊惑力，还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善良，或者是滴水穿石的顽固，甚至他的名声、胡适和家人的认可？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并没有正规的仪式，新房也很寒碜，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增添些许喜气。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婚姻中的情感与婚外情
沈从文娶到张兆和自然是心满意足，对兆和的追求和爱恋，刺激着他的创作欲。“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
至于张兆和，最初明显不爱沈从文，甚至“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还觉得沈从文经常流鼻血是古怪不体面的事，但她到底嫁了这个令她日久生情的男人。这位张家三小姐，本身就如同她爱穿的蓝布袍子，不是一个特别灵动的女子，也不喜欢奢靡浮华，一旦嫁作人妇，就更加务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和几个同仁一起辗转去了昆明。张兆和没有随行，在分离中，沈从文的来信很密，兆和则稀疏得多，多半是担心丈夫成为别人的负担。可见别人崇拜的文豪，在她心目中实在稀松平常。
兆和找出各种理由，回避跟丈夫的团聚。沈从文忍不住抱怨，“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说爱我写信”。1938年底，她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赶到了昆明。就算这样她还是制造了空间感，把家安到呈贡，而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每逢周末要被“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沈从文无疑深爱着张兆和，但是他感到沉重，有压力，虽然兆和总是温言软语，但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兆和越是沉默温柔，他越是感觉到压力的存在，他需要放松，舒展，需要别人的崇拜。
于是，沈从文的生命中有了绯闻，而绯闻的对象则是文学青年高青子。
高青子是沈从文老乡，国民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有一次，沈有事去拜访熊希龄，主人不在家，高青子接待了他，彼此留下很好印象。一个月后再次相见，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是在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面女主人公的装束，而这一做法也是效仿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灯》里的情节。这样的慧心，自然很能触动多感的沈从文。
此后的发展通过高青子小说《紫》可循踪迹，这篇小说发表在1935年末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写一个男人在两个女子之间徘徊、矛盾的凄美故事，主人公有了未婚妻以后，又爱上一个叫璇若的女子。
有不少人对其中的细节进行考证，小说中主人公辗转的城市上海、青岛、北京等等恰和沈从文的经历相符。
种种迹象都表明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暧昧，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觉得自己有能量也有能力去爱不止一个姑娘，他坦然地告诉妻子自己“横溢的情感”。可以想见张兆和的意外、震惊和不解，当时他们的儿子龙龙刚刚出生，兆和受到很大打击，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高青子却在沈从文介绍下，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他们的交往也更加密切。然而，婚外情总是脆弱的，情感总会退潮，理性重新回归。1942年，高青子选择了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冷静，冷漠，或者是冷酷？
战争末期，沈从文一家从昆明迁回了北京。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严厉批评他的文章，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抑郁成疾，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朋友们让他在清华园疗养两个月，张兆和没有去陪他，甚至可能没有去探望过他，依旧只是书信往来。
有一次在兆和的信上，他逐段加批语寄还回去，情绪极其灰暗，其中一段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我并不疯”，他还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呼我，如活祭——”张兆和依然只是回信，并没有动身去探望，尽管清华园并不遥远。
在沈从文忧郁症治愈以后，有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在北京的两处房子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想象在北京奇冷无比的冬天里，沈从文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做学术研究的情形，让人不得不说这个女子实在冷静到了有些冷漠，甚至冷酷的地步。
她其实从小就有着冷酷的一面吧？金安平在《合肥四姊妹》一书里，说她年幼时，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夸张的是，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剪掉了娃娃的头。她安静而沉默，但是和大姐神秘的沉默、四妹散淡的沉默不同，她的沉默多少含着一些对抗和较劲的意味。
沈从文在家里是孤独无助的，他试图去找当时正春风得意的丁玲去沟通，希望得到她的开导。他们曾经那么密切，他也给予过她那么多帮助。可是他再次失望了，沈从文的儿子虎虎，跟父亲一起前往。他说永远忘不了“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
孤立无援、苦闷无比的沈从文彻底崩溃了，他在家中割开手腕动脉、颈上血管，还喝下煤油，可见去意已绝。他的家人并没有发现，还是做客沈家的一个堂弟，发现了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沈从文，他不停地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我总觉得张兆和并不是沈从文真正的知音，在他声名大作时，她经常忍不住改他的语法，一度使得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因为经她一改就不再是沈的风格。而当沈从文辍笔时，她又误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不管怎样，沈从文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张兆和。不论她是否理解，是否同情。他称她为自己的“乌金墨玉之宝”，她仍然是他生活的支柱，他仍然对她饱含深情。
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记录过这么一幕：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我也看到过令人心酸的报道，沈从文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女记者听说他在“文革”中，被命令打扫女厕所，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那只胳膊，嚎啕大哭起来。目击者称“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也许，在家里，张兆和没有给他一只可以这么哭的胳膊，他才会借用陌生女子的臂膀？
当外界环境改变，他们的境遇变好，人也已经老去，岁月过滤下来的是相依为伴。作家龙冬曾经提到他和两位老人交谈时的情景，沈从文“用力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张奶奶坐在旁边，几次伸手把他已经抬起的腿压下去”，还有散步时，“沈先生边走边用一只手来解开外套的钮扣，动作幅度很大地往两边敞开着”，“张奶奶生怕他着凉，赶紧为他将外套合拢，可是沈先生顽固地几次把外套敞开”，就在这种“固执桀骜与平和沉静”的结合中，信纸上的爱情走进现实生活。
但是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并不代表灵魂的相通相知，张兆和在1995年整理出版《从文家书》的时候，写过一段《后记》，“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历经沧桑后的理解和懂得，对于张兆和，又是幸福还是不幸呢？而她内心曾经有过的挣扎和苦楚，沈从文是不是一定理解和懂得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保留着各自独立的幻想空间，相互陪伴，一起走完漫长的人生，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