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严歌苓：听到好故事会发痒 不写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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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 廖杰
早听说严歌苓是一位美女作家，前不久，在首届中国小说节上见到她时，还是禁不住被她惊艳了一把。随意扎着的马尾，一件白衬衫配一条修身的牛仔裤，简单大方的打扮令53岁的她看上去如少女般青春、窈窕。而她并不认同“美女作家”这个称呼，认为有些揶揄、不严谨。
在小说节的高峰论坛上，记者上前约她做采访，她微笑地说：“我们会后再谈，可以吗？因为我很想听听其他作家的发言。”会后，她主动地来约记者，轻言细语地说：“你可以到我房间来聊聊吗，我很饿，想吃点东西。”最后我们在酒店的自助餐厅落座，她拿了一盘分量很少的点心，一小口一小口优雅地边吃边聊。其间，有一些作家或读者上来要求合影，她都欣然同意，拍完后还会要求看看效果如何，发现有不理想的，就说删掉吧，我们重新拍过。
采访时，她对每个问题都很认真地倾听，回答时却是快人快语，绝不含糊。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做过战地记者的她，身上依然有一股军人的爽利劲。
有人说，出身于小说世家的严歌苓是一位天生的作家，从《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人寰》、《白蛇》，到《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以及最新完成的小说《赴宴者》，随着外交官丈夫辗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而且部部都是佳作。对此严歌苓很坦率地说：“当我听到一个好故事，我的才华就会发痒，不写出来的话我就会死。或许，这些都是我命里要写的东西吧。”
严歌苓旅美著名女作家。1957年11月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岁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英译版《扶桑》曾登上2001年洛杉矶时报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很想写中国当代人，可惜写不了
记者：在刚刚的小说高峰论坛上，你对谁的发言印象最深？
严歌苓：方方。她说“是什么打动了我，我就写什么”，这也是我的写作动力。
记者：当年你是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怎么想到写小说的呢？
严歌苓：因为我想用语言创造一种文学的艺术。现在我发现，小说光有好的语言已经不行了，一些国外的作家，文字很好，但没有故事。小说一定要讲故事，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感悟。
记者：这些年你在国外生活，依然保持着高质高产的写作，是因为有很多感悟要和读者分享吗？
严歌苓：我先生是美国外交官，每过三四年，我们就要换个国家生活，所以，这些年我的生活状态是游牧式的，像个吉普赛人。我很喜欢欧洲的人文环境，在巴黎的地铁或公园里，常常能看到不同年龄的人捧着名著或畅销书在认真阅读，每次看到这些安静的身影，我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但是，我最想写的不是他们，而是中国当代人的生活。你看，有那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又有很多城市人去国外，现在还有不少城市人又想回到农村去生活，这些都很特别，我很想写写他们。可是我却写不了。
记者：为什么写不了？
严歌苓：因为我是飘忽的寄居者啊！我很想回来住两年，踏踏实实地感受现在的中国，跟我原来的生活接上。你发现没有，我的作品写的大都是1990年以前的中国人，《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都是写到上世纪80年代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我后来离开了中国，我对之后中国人的语言、服装、状态都没把握了。人越成熟就越知道天高地厚，我和当代的年轻人完全是两代人，很多想法是两极的，如果不在中国住下来，我没有自信能写好他们。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才畅销，感觉很悲哀
记者：你这几年也经常回国看看，应该也接触了不少人吧？
严歌苓：是的，但是说实话，我对他们的生活有些匪夷所思。我接触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有些可怕，每天想的就是去哪里洗浴、享受，但我对他们也了解不深，找不到共鸣。
记者：你最想写的是哪些人？
严歌苓：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人，民工、女学生，他们能反映当代的问题。中国农业人口巨大，当他们纷纷进城后，国家的很多东西就改变了。我昨天去酒店旁边的商场买鞋子，那个女售货员从农村来城里10年了，两千多块钱一个月，生了孩子，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不想回农村，他们的孩子就在城中村长大，环境很复杂。
记者：如果要写他们，那你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吗？
严歌苓：会！一定会！我写《第九个寡妇》时，到农村和妇女们一起生活，每天和她们一起去挖红薯、下地干活。小说写完后，我又去了农村，看自己写得对不对。写《小姨多鹤》时，我在日本一个小山村住了一段时间，接触最传统的日本女人。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深入生活的作家越来越少了。严歌苓：可能是我写小说很重视故事和人物吧。
记者：你写作时，有没有想过作品的受众大概是哪些人？你想要去打动哪些人？
严歌苓：没有，我想如果这部作品打动了我自己的话，也一定能打动其他人，人性是共通的。我从来不编造故事，我的创作是很诚实的。我从来没想过会不会被打压，能不能畅销。当我听到一个好故事，我的才华就会发痒，不写出来的话我就会死。或许，这些都是我命里要写的东西吧。
记者：你笔下的小人物大多命运坎坷，如扶桑、王葡萄、田苏菲、多鹤等，但他们也有共性：贫贱、忍耐、受多少苦也不会六神无主。这些人物身上，有你自己的影子吗？
严歌苓：多少会有一些吧，我骨子里很坚韧，我认为坚韧是一个人最优秀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才能对得起你所付出的一切，包括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燥的整整一段青春。
记者：你的很多小说是因为改编成了影视剧，然后才被读者所熟知的。很多人说，这是小说最好的出路。
严歌苓：我只能说，我感到很悲哀。
有一个梦想，探索新的中文写作方式
记者：你最新完成的小说《赴宴者》是用英文创作的，为什么这样做？
严歌苓：这是一次很艰辛的实践，我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以前用中文写作，基本上在脑子里过一遍就落笔了，但用英文写，我常常要反复修改三四次，还吃不准哪一句是最好的。这一次，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跟自己过不去吧。
记者：写完后是不是长舒了一口气？
严歌苓：有时候逼自己做一些略感吃力的事，也未尝不是好事，它能焕发出精神和身体里的一种凝聚力，才能使生命力达到更高的强度。
记者：这也是一种写作的乐趣吧？严歌苓：语言本身是很有趣的，我现在在对语言进行探索，比如康拉德写出了新英文，我也有一个梦想，想通过我对英文、德文的学习，探索出一种新的中文写作方式。
韩寒有一种痛苦，比较成熟
记者：你关注过“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吗？
严歌苓：看过一些，韩寒比较成熟，他有一种痛苦，而且语言很好。
记者：他们现在很受年轻人欢迎。
严歌苓：因为他们懂得年轻人的孤独与愁苦，他们可以给同龄人一些精神引导，这是父母做不了的。记者：这次参加首届中国小说节，并获得了“最佳长篇小说奖”，你的感受如何？
严歌苓：小说节办得出乎意料的好，而且组委会把我们海外作家和国内作家放在一个平台上评选，我很感动，这要感谢操办这次小说节的陈公仲教授，他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让我有回归融入大家庭的感觉。
小说进入“她”时代？
5月21日至26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南昌大学承办的首届中国小说节在江西举办，雷达、卢新华、严歌苓、刘醒龙、方方等近百位国内外知名小说家、评论家和文化名流共聚，研讨当代文学创作发展之路。
小说节期间，还进行了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颁奖典礼，范小青、方方、严歌苓、张翎四位女作家分别夺得了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奖，以及海外小说特别奖。这是中国小说学会大奖首次由女作家包揽了所有奖项，似乎暗示着中国小说进入了“她”时代。而主办方表示，这只能说是一个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