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热议“修复还是重建”、“文物如何追讨”

　　150年前的10月18日，入侵北京的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进行大肆劫掠，由此这个被誉为东方梦幻艺术极致的“万园之园”万劫不复。

　　百余年间，几代人试图重建圆明园的计划也在争议声中几经波折，从修复园中古建，到异地“重造”圆明园，每个计划出台都能挑动中国人最敏感的历史神经，掀起新一轮“修”与“存”的论辩，并逐渐形成“废墟派”和“重建派”两大阵营。

　　此外，关于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追讨，也成为国人一个倍加关注的话题，并酿成了内心难以释然的伤痛。

　　浙江横店曾打算异地重建

　　最近一次争议的缘起反倒不是北京的圆明园遗址本身。2008年2月，浙江横店在北京高调宣布，计划耗资200亿元，按1∶1的比例“重造”一座“圆明园”。这种“异地重建”的新模式是除了给古迹保护和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一个新的课题之外，也再次把重建问题引入到争议的漩涡之中。

　　很多人对这一庞大复古工程的巨大投入、重建动机，以及是否能够达到古代的工艺水平都提出了疑问。北京圆明园管理处也提出质疑，认为“盛时的圆明园是山形、水系、植物、建筑四大园林要素组合达到极致的表现，是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孕育出来的文化名园，对它进行重建需要有足够的历史资料为依据”。

　　但也有支持者认为，即便复建的是一座“商业的圆明园”，也可与“国耻的圆明园”并存不悖。在更妥善地保护好圆明园遗址，让其作为一种历史的刻痕传承子孙后代的同时，大可不必拘泥于“保护”的形式。退一步讲，异地重建圆明园即使纯粹出于商业开发目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也“无可厚非”。

　　重建不重建不是钱的问题

　　尽管这一重建计划在短短一年后就因为土地问题被当地官方叫停，但在中国社会中掀起的波澜至今没有完全平息。

　　“重建不重建不是钱的问题，主要矛盾在观念上，而且不能一概而论。”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对记者表示。

　　陈名杰表示，目前看来，可以有选择地恢复一部分内容，比如土木建筑之类，让人有强烈的对比，更能激起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但他也强调，“西洋楼、大水法肯定不能重建。针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理性看待。”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则认为“当务之急是保护而不是复建”，圆明园是文物单位，要按文物保护原则做，目前定性是遗址公园。但有些还可以建，但怎么建，要研究。

　　“在保护现有文物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修复和重建一些古建筑，比如运用现代技术、现代材料，设计和建造一些园林艺术品。这可以传递给后人一种关于古代园林的信息，让后人了解古代建筑艺术的智慧和辉煌。”郭黛姮说。

　　散失文物追讨困难重重

　　“从目前所存信息看，散失在国内外的各类圆明园文物至少有150万件。”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说，由于记录圆明园摆设的“陈设清册”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毁于战火，因而失去了精确排查圆明园流失文物的依据，这个数字也只是一个估算。

　　为了寻找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圆明园管理处曾于2009年10月成立工作组专程赴美国进行寻访，以摸底流失文物并完善文物资料数据库建设，寻到超过400张老照片及流失文物。

　　虽然文物流失国追讨文物“回家”有相应的国际公约作为法理依据，但对于已经流失海外很久的文物，特别是追讨从圆明园流失的价值连城的文物，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在文物主权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争议：一种认为文物是属于全世界人类的财富，应该被存放在一个最有利于其保护的博物馆，而不应该为文物国籍争论；另一种视角则彻底否认了“最合适存放地”的说法，认为文物身上承载着该民族的文化记忆，应当归属所属国，而不是飘零在世界各地的文化符号。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非法出境的文物我们要永远保留追索的权利，“但有时也不能太着急”。

　　据记者了解，现阶段，中国的文物回流形式大致可分为依法索回、国家购买、民间购买和捐赠，其中尤以后三种的社会关注程度更高。

　　以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为例。其中，铜牛首、铜猴首与铜虎首是2000年保利集团花费近3000万港元拍回的；铜猪首是2003年澳门爱国人士、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斥资700万港元买回捐献祖国的；铜马首也是何鸿燊于2007年再以6910万港元价格拍回捐献祖国的。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也多次运用法律和外交手段，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通过国际合作，成功索回流失海外文物。比如，1998年从英国追索回从香港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3000余件；2001年从美国追索回被走私的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彩色石雕像；2003年从香港某拍卖公司依法索回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被盗的49件珍贵文物等。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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