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孙轶玮、实习记者周喆/长沙、上海报道
主动适应生存环境和规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需要
即使没有“超女”，也会有其他可能依旧被认为是“低俗”的新生事物来引领潮流，成为新的文化图景或寓言
2006年上半年，“超级女声“刚刚开赛，便被各种争议和事端肢解得面目全非，对她的评判和期待已经很难停留在她的本意和本体上。
一些宿命论者也许已经预言她即将到来的失败；但更多的人，心怀疑问和好奇，饶有兴致地观望着反方的反应。
4月21日，2006年“超级女声”长沙赛区预选赛第一场在湖南卫视播出时，已经有人感到了一些异样。
“选手没有以前那么搞怪了，评委也没有以前那么尖刻了。”这是观众的普遍意见。而那些充当串场环节的民歌表演、老年才艺展示等，也使人感觉到“超级女声”仿佛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青春时尚，而是在迎合更多人的口味，甚至于失去自己的个性。有人在预测，“超级女声”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春晚”？
“它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奇怪的东西，这和容忍程度有关。现在各方面的力量都在较力。”展江说。
“超级女声”身陷围城
在中国，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能遭遇到这样曲折离奇的境遇。
“超女、超男是对艺术的玷污……它宣传的是一夜暴富的思想、一夜成名的思想……作为政府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来讲，不应该允许超女这类东西存在。参加超女的被害了，看这个节目的也被害了。”
今年4月，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突然发话，将批评矛头直指“超级女声”；而这，也已远远不是“超级女声”第一次遭受指责了。
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的一期《焦点访谈》曾以“抵制低俗”为主题，不点名地批评了“超级女声”。在一片“超级女声”将被停赛的传言中，人们在如期举行的2005“超级女声”总决选中看到了一些“奇特”的场面，比如请来了一些老艺术家们发表“寄语”，比如“超女”们唱起了久远的革命歌曲。
可以感受到，这个节目背后的制作团队其实很努力地在市场需求与传统价值观、在流行与保守之间寻找着某种平衡。
2006年“超级女声”开赛以后，无论是对评委的选择，还是对节目形式的创新上，他们仍然在很小心地维系着某种分寸，却似乎并不讨好，开赛伊始便被淹没在扑面而来的各种事端中——
3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知，对选秀节目作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海选不能直播、分赛区活动不得在当地省级卫视中播出等。“超级女声”原定冠名商蒙牛公司因此认为广告投放将受到影响，希望能减少冠名费，直至新赛季启动前夕，“超级女声”的冠名权才最终得以落实。
广电总局严管“选秀活动”，也使得“超级女声”迟迟拿不到批文，一度濒临搁浅。
3月20日天娱公司被迫启用应急方案，在沈阳启动了与当地电视台合作开办的地区性竞技真人秀节目“超级伙伴”。
4月12日，“广电总局盛赞超女”的新闻又忽然出现在各大网站上。事实上，国家广电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编写的《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中，只是简单地提到“‘超级女声’的成功带动了真人秀节目的大量推出”，并罗列了“超级女声”的收视率：平均收视率8.54%；决赛期平均收视率11%，居同时段收视首位；三强决赛时的收视份额达到了49%。但“盛赞”云云未免牵强。
“广电总局盛赞超女”的字样还没有来得及从网页上消失，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全国政协委员魏明伦等人的指责声又把“超级女声”推到了公众的视野焦点。刘忠德建议有关部门要对“超女”加强管理，甚至取缔。
在大多数年纪稍长的中国人的常规经验中，当一个娱乐电视节目受到上述身份的老同志的严厉批评并遭遇到繁复的干扰和压力后，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什么这个似乎已被定论为“低俗”、“有问题”的电视节目不仅存活了下来，还依然能够在每个周末让大量的观众如约守在电视机前创造高收视记录呢？
“市场的反应在我们看来，就是标尺和法则”
“总体来看，我认为某种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也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也不是‘超级女声’或电视行业独有的现象。国家文化体制正在进行改革，很多问题还需要时间来慢慢地改善和解决。”
“超级女声”的制作方、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表达了他的乐观和信心。他相信，大环境会越来越好。
李浩认为，遇到问题硬闯蛮干意义不大，应当有恰当的策略。
“主动地去适应生存环境和规则，是爱惜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必要方式。而保护自己，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事业，这样才有机会去满足市场的需要；但也不能一味地妥协和退避。不少人可能会选择守旧，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但我认为，守旧意思不大，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其实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仍然可以不断创新，而且我认为创新的空间还很大，关键看你的经验积累和智慧。拿节目来说，湖南卫视的创新也不是次次会成功，但我们既在随时创新，也会随时准备快速撤退，也有很多不成功碰壁的事情发生，这都很正常，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所了解的湖南电广，他们的压力并不是很大，还是在满怀热情，兴致勃勃地做这件事情的。他们可能不会多说，因为做实事的人不愿意因言害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喻国明笑着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的确可以发现，政策层面的博弈和非常态的竞争显然并没有让制作方产生多大的担忧，李浩主任和王平导演最为担心的反倒是节目是不是能够比去年做得更好看。
“今年的观众在去年的基础上，对节目的要求肯定更高了，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用在节目的创新上。比如进一步完善赛制，此次将设立两个大众评审团，而且谁会成为最后节目中的大众评委，也是随机设定，这会为节目增加悬念，也会更公平。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了一个‘复活赛’的环节，给年轻的选手们多一次机会。但这些元素也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我们会根据观众的反应，以及节目结束后收集反馈的信息，综合方方面面的意见，随时调整节目形态。”
“如果节目播出的第一阶段，观众对某一问题的反应特别强烈，我们会马上让编导对在播节目进行调整。市场的反应在我们看来，就是标尺和法则。”
面对一些所谓的竞争传言，王平导演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人人都该希望中国中央电视台是我们中国最好的电视台；也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做出最好的节目；这当然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荣耀。”
“超级女声”出台前充分考量了“三贴近”原则
作为“超级女声”去年的制片人，今年的总导演，王平对这个节目的感情非常深厚，但作为一名职业电视人，仍然必须对这个节目的未来有理性的认识。
“今年可能不一定像去年那么好看了。因为一些因素会有影响，一是现在中国的观众越来越成熟了，他们不仅仅在看电视，也有选择的自由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愿望。”
王平总导演认为，经过2005年“超级女声”热潮之后，亿万观众已经熟悉了这个节目，节目本身就需要更大的提升才能留住观众、吸引观众。此外，“超级女声”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下，有些人已经不把它当作一档纯粹的娱乐电视节目来看待了，因此，“超级女声”仍然会受到来自各种层面的多重压力。
王平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这档节目最本质的内核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比如参赛选手的实力和热情，以及节目本身给观众带来的快乐和轻松。”
李浩主任则认为有人对今年“超级女声”的命运有所担心是“多余的”。
“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万一‘超级女声’的收视率下降了，节目形态改变后观众不喜欢了怎么办？其实，每档节目都会有它的生存周期，‘超级女声’再火也可能会面临这一天，但湖南卫视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
“‘超级女声’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档电视节目，我们还会有很多更出色的节目。即使‘超级女声’有一天真的不行了，湖南卫视一定也已经有了全新的节目或更新颖的电视形态补充上来了。任何节目本身都只是一种外在形态或载体。只要我们把握市场的敏感度和基本点不变，依然能够抓住观众的视线。”
“节目对市场的敏感把握，简单来说就是“三贴近”原则。”，李浩告诉《?望东方周刊》，“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三贴近’绝不是一句喊喊就算了的口号，而是要通过手段来完成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娱乐节目作为节目制作的主要内容？这不是没有根据胡乱来的，而是考量和研究了当下中国整体民众的精神状态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在当下物欲开始出现饱和的状态下，民众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个渠道来轻松地倾泻自己的情绪。所以，尽可能地贴近老百姓，从老百姓的需求来考虑节目的制作，这是我们这几年来节目制作的核心理念，也的确赢得了相当大的市场认可。”
“超级女声”命运仍在观众手中
对湖南卫视来说，“超级女声”不会因为少数人的言论而停止，她的命运依然掌握在观众手中，即使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被遗忘，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因为这符合了一个新兴事物在中国当前国情下必然的生存规律。
而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正如学者和电视制作者们共同指出的那样，即使没有“超女”，也一定会有其他可能依旧被认为是“低俗”的新生事物来引领潮流，成为新的文化图景或寓言。
“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还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管理政策上的宽容度，现在上下都在提倡创新，其实文化创新的心理基础就是容忍所谓的‘异端’。如果大家说的都是同样的话，穿的都是一样颜色的衣服，又何来创新？某些人的主张实际上是跟党中央的创新政策背道而驰，应该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看‘超女低俗化’事件。”喻国明在接受采访时说。
《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则认为，应好好研究节目背后的人和节目面对的人——那群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带有强烈“自我”特征的群体。
“他们就真的像有些评论所说的那样不可救药吗？其实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代人身上。刘翔和姚明也是这一代人，他们个性也很张扬，但对他们的评价都很正面，普遍认为他们就是中国积极、健康、向上的形象代表；实际上不可否认，他们和‘超级女声’同属一个群体。”孙轶 周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