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娱乐讯 2006年台湾金曲奖的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颁给了一位叫胡德夫的。这位银发满头、身形矮壮的卑南族歌者，虽然在台湾有着传奇般的声名和事迹，然而内地的普通听众几乎不可能听到过他的声音。因为，他出道30多年中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个人专辑《匆匆》，才刚于2005年4月录制完成。
2005年4月15日，原本身处香港的龙应台得知胡德夫要开演唱会，立刻乘机飞回台北
。如她所料，演唱会当场，汇聚了一干功成名就的台湾文化人及左右统独的各路政要。而今能让这些人平静地并肩坐在一起的，可能唯有胡德夫了。30年前，这些人多半是年轻的学子，他们是胡德夫的朋友，或者曾听着胡德夫的歌为共同的理想而战斗。30年后再坐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彼此间已不愿过话，但当台上熟悉的歌声响起，还仍可以用手去打同一个拍子，用心去哼同一个曲调。
这是传奇的胡德夫专有的力量。
现年56岁，被称为“原住民民谣之父”的胡德夫，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在1973年举办过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曾首唱《美丽岛》、《乡愁四韵》……。他以歌参与了台湾那个动荡而充满力量的“大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在纪念台湾民歌运动30周年的时候，台湾乐界做过一次盛大的音乐会，罗大佑开场，胡德夫压轴，也只能是胡德夫压轴。因为，与胡一起并称“民歌运动三君子”的李双泽和杨弦，前者于1977年意外离世，迄今已近30年，后者于1982年远走美国做了一名中医针灸师，迄今也已经24年。其他民歌运动早期的关键性人物，有的做了唱片公司总裁，如吴楚楚；有的做了台独政客，如杨祖珺。歌手胡德夫的孤独是那么刺目。
《匆匆》不是一张最新创作集，它收录了胡德夫在过去30年间陆续唱过的12首歌，其中大多是流行音乐研究者早已收藏的经典。专辑并非在专业的录音棚里完成，而是在胡德夫早年就读的淡江中学的小教堂里，唯一伴奏乐器是40年前那架断了两根弦的老钢琴。录制总共花了两天时间，其间，胡德夫和朋友们时不时地谈笑，看着窗外的日影移动，很多废弃的母带里杂有蝉声。对于一张被等待了30年的唱片来说，这样的录制过程多少显得有点漫不经心。
从70年代李双泽发出“唱自己的歌”的呼喊，胡德夫第一个站了出来，30年来以不断的现场吟唱和平均一年一首的超低创作率贡献着纯种的台湾“野生音乐”。70年代胡德夫一度是台北价码最高的钢琴酒吧歌手，但是在实践民歌运动后就再未用自己的歌做过商业用途。1999年后，胡又以知天命的年纪再次折返山地乡间采集整理千百年来原住民的自由吟咏，并试图将其发展为能够独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海洋蓝调”(Hay-Yang Blues)。
迂回曲折也好，漫不经心也罢，当30年后胡德夫终于带着一张唱片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团队来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人们知道胡德夫依然挺立，台湾的“野生音乐”依然挺立。
采访时，胡德夫正在台湾屏东大武山的一个文化园区内，参加某原住民电视台成立一周年的台庆活动。虽然电话的信号很差，但可以听得出，胡德夫讲话的声音与他满头白发的形象及沧桑粗砺的歌声形成明显反差，年轻坚决就像一个小伙子。
“让人们能够觉醒起来，是我的荣幸。”
《中国新闻周刊》(周刊)：您是70年代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回想那段往事，有何感慨？
胡德夫(胡)：在原住民的孩子里，我能够碰到那样的时代，碰到席德进、李双泽那样精彩的人物，是我的荣幸。在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关心这片土地上没有歌的问题，让人们能够觉醒起来，是我的荣幸。
周刊：由您唱出的《美丽的稻穗》是台湾唱响的第一首“自己的歌”，这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问世的？
胡：70年代初，我在哥伦比亚商业推广中心，也是台湾最早的咖啡雅座唱歌。那里晚上不赶人，很多朋友拿着吉他过来一起唱。后来哥伦比亚就成为民歌运动最早的摇篮。当时我们唱的都是英文歌，Bob Dylan之类，有一回，李双泽一定要我唱一个卑南族的歌来听，我搜肠刮肚后仅凭着模糊的记忆唱出了这一首《美丽的稻穗》。后来李双泽为我办了“美丽的稻穗”原创演唱会，还一张张地手绘海报。演唱会当天居然爆满，很多人从头跳到尾，使我第一次看清楚了大家心里的渴望。
周刊：李双泽对您的影响很大。
胡：唉，李双泽这位同学，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有他盯着我走了。有一次，在淡江大学一个演唱会上，李双泽在台上质问：“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歌？我们自己还有没有歌？”同学们竟然想不出来。他当场打碎一个可口可乐瓶子，说“《国父纪念歌》总会唱吧”，于是最后就一起唱了，场面非常震撼。那以后，“唱自己的歌”作为一句口号，一个思考，首先在校园里爆发了，很多学子开始在自己抽屉里写歌。
到明年，他就走了30年了，这些年他的《美丽岛》我经常唱，每次唱的时候都想跟他对话，我想跟他说：“兄弟，我们的岛还是那个美丽的岛，我也还在唱着。”
“我只是一个山上的孩子，我只能用歌说话。”
周刊：80年代民歌运动如火如荼，这个时候作为肇始者的您为什么会选择离开？
胡：我从小在大武山下的部落里长大，11岁到城里读书，算是出来早的。念中学、大学、唱歌，一直觉得自己过得不错，不知道部落里的情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越来越多的同胞涌到城市去打工的过程，也是我逐渐去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的过程。越了解，我就觉得肩上的负担越重。
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我参加救援工作，我站在那儿，周围到处是阿美族同胞的尸体，那以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为原住民争取权益这项行动中去了。
周刊：在歌手的黄金年代，做这个选择不会有挣扎吗？
胡：当时觉得非走这条路不可。如果仅仅是做一个知识分子，我想我可以背转身去不看他们，但身为一个歌手就不行了。我不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好的运动组织者，我只是一个山上的孩子，我只能用歌说话。
这些年有很多朋友叫我作曲，做一首歌多少钱，我不想那样。如果歌只是用来谋生就大可不必了。歌不出版也可以活着唱，集会的场合歌是最好的表达。
(胡德夫说他从来不会没理由地去写一首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介绍每一首歌的来历、激发他创作的事件，是他最乐意表达的事情。《为什么》为海山煤矿爆炸而作；《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写原住民籍雏妓问题；《飞鱼、云豹、台北盆地》是对反核废料倾倒在少数民族地区运动的敬礼；《最最遥远的路》给在外求学的山地孩子们；《太平洋的风》，想以自然风的尊贵激励原住民的自我认知……)
周刊：看起来，您似乎从不为自己写歌？
胡：呵呵，有一首《枫叶》是给自己的，写小时候一段暗恋的情怀。我觉得人一辈子都为自己活了，有时为别人活活也挺好的。
周刊：歌曲的发表是否因您本人参与原住民运动受到官方限制？
胡：是的，当局曾一度禁止我的声音出现在广播和电视上。后来我也不怎么把它当回事了，大地之上总有我唱歌的地方。
周刊：2000年后您重新系统收集整理原住民民歌，推广Hay-Yang Blues，是否意味着把生活重点转回音乐本身？
胡：是的，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唱歌就是生活，就是态度。经过几十年的人生，我更加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像音乐那样纯洁的东西了。曹红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