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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对话钱仁平、刘雪枫
通过关注“第五代”音乐家，去关注更年轻的作曲家和中国现代音乐
10月12日音乐会上的表演者——德国现代室内乐团，是专门演奏在世的各国作曲家作品的乐团。而在中国，不要说没有如此细分的职业演奏团体，全国连一个职业的室内乐队都没有。这就是眼下在国际上享有佳誉的“中国乐派”故乡的现实土壤。
在这样的环境中，刘索拉的同学们凭什么值得关注？
“在中国，现代音乐基本没有进入社会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俗称的“第五代”作曲家，在中国现代音乐的历史上，时间上看应该属于哪一层？
钱仁平(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中国新音乐》作者)：世界现代音乐的历史一般从1900年德彪西掀起的新音乐(new music)浪潮开始。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国立音专，谭小麟、桑桐，以及流亡到上海的犹太音乐家等，带来的是与当时西方同步的现代音乐。只可惜现代音乐的小种子未及萌芽就淹没在战乱频仍的时局里。之后从50到70年代，受前苏联批判现代主义音乐的影响，现代音乐被看成是“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艺术”，直到文革结束。
现代音乐的列车到达中国，晚点了80年。可以说，无论作曲家年龄上属于哪一代人，在现代音乐的创作上，都是改革开放后起步的。其中，以“第五代”的队伍最庞大，比他们年纪大一些的，有王西麟、金湘，再上边还有两位老先生罗忠熔、朱践耳。
中国新闻周刊：现代音乐在80年代曾掀起过短暂的热潮？
钱仁平：现代音乐刚在中国出现时，被骂为“鬼哭狼嚎”“皇帝的新衣”“怪胎”“毒瘤”等。曾经音乐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认为有两个表现，其一是崔健的摇滚乐，另一个就是现代音乐，当时叫“新潮音乐”。
而80年代又是一个开放和崇尚艺术的年代。在80年代，音乐学院的这几个“才子”们都曾靠社会赞助举办过个人作品音乐会，那时候人们以赞助艺术为荣。后来由于音乐门类的不同，崔健的摇滚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并产生很大影响，而现代音乐则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80年代中后期，现代音乐家纷纷选择出国留学，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惨淡的环境所迫。
中国新闻周刊：“第五代”作曲家取得国际声誉后，现代音乐在中国的环境是否有所改善？
钱仁平：在业内，90年代初他们就走上了主流的位置，1995年前后艺术上已相当成熟。只不过2000年以来，因为他们介入了一些更能被大众接受的音乐形式，才引起普遍关注。但还是属专业圈子里的“热闹”。乐观估算，听过中国新音乐现场音乐会的国内听众，绝对不会超过10000人，而且80%以上是相对固定的一群圈内或准圈内人士。
直到今天，在中国，现代音乐基本没有进入社会生活。
“第五代”的时代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第五代”作曲家的国际地位究竟如何？他们的艺术成就是否名副其实？
刘雪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乐评人)：82届艺术毕业生今天确实是独步天下。他们的海外影响，不要看国外的评论家们怎么说，因为对中国作曲家感兴趣的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且也不排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获奖也不能看，因为各类作曲奖项太多了，而且评奖大多是针对录音，带有偶然性。一个音乐家的国际影响力，主要看高级乐队演出谁的作品多。
艺术上，以这几个同班同学为例，如果是正面出击，比技术，当属叶小纲；灵气来讲，谭盾最佳；内容的厚重，主题性，大框架、气势上，是郭文景；论细节和声配器的雅致，属陈其钢；奇思异想，瞿小松。
中国有一些作品是不差的，但整体上还是名声大于实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国外确实已经上位，形成了“中国乐派”。
中国新闻周刊：从他们的发展轨迹和目前的状态看，艺术上还有发展空间吗？
刘雪枫：理论上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了，他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稳固自己的地位。
单从艺术上，今天关注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通过关注他们，去关注更年轻的作曲家，关注现代音乐本身才有意义。现代音乐对我们的精神还有价值。还值得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一“锥”之地。
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瞿小松在上海办“瞿小松音乐坊”，叶小纲在音乐学院办现代音乐会，当他们的创作上能量变低的时候，他们推动现代音乐进入社会的能量却在变高？
刘雪枫：现在国际现代音乐界对中国概念十分倚重。对现代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来说，第五代的上位或许是个时机。
现代音乐部分应该从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分离出来，借势搞独立的中国现代音乐节，吸引更多的国际力量参与，而且中国作曲家的曲目由中国乐团演奏。如果国家能出面主持，就不要局限在学院内，这样更容易拿到音乐发展先进国家的赞助以高额创作基金。 ★
★ 本刊记者/曹红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