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林：你是2000年去的瑞士，一转眼已经六年过去，在这几年中你取得了不少成绩，并获得了众多的国际奖项：2004年中音长笛协奏曲《梦之边缘》获迪蒂耶(Dutilleux)国际作曲比赛第一大奖和“听众评选奖”，你的作品得到评委会主席作曲大师迪蒂耶和指挥大师埃申巴赫的赏识和大力推荐；2005年吉他协奏曲《韵之二》获得由巴黎 Lutece国际学院主办的第三十六届国际音乐作品比赛第一名，并同时囊括“吕松市艺术节奖”和“评委会特别奖”三个奖项、等等。可以说，在青年一代的作曲家群体里，你是最受瞩目的作曲家之一。能
谈谈当初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毕业后选择出国学习的具体原因吗？
牧声：主要是希望出去看一看，对不了解的事物就去体验一下！另一方面，坦率地说当时在国内我感到极大地迷茫！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却在非物质层面付出巨大的代价的。那几年，我处于极大的精神危机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迷茫，除了去从事商业性的艺术活动外，对一个青年作曲家来说，你无路可走！作品可能演出的机会是少之又少，而整个文化氛围对当代音乐来说更没形成气候。感觉自己如一个生活的旁观者、一个文化的边缘人、一个迷失了“精神家园”的流浪儿。所以，我想出去换换环境----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逃亡”吧！
梅雪林：这几年的艺术氛围应该是好了很多，也常有一些新作品上演，众多海外优秀演奏家、作曲家的回国，也给中国的乐坛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牧声：是的，这几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地。就拿上海音乐学院来说，这些年在引进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可以预见整个中国音乐发展的美好前景。但总的来说，年轻作曲家的新作品上演的还是太少，这与欧美国家的运行机制很不一样的，他们更重视培养年轻人，总是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要知道对充满创意、但经验缺乏的年轻音乐家给予成长支持和帮助，对中国音乐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来说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展示平台。这些年，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音乐家，有几个不是在国外提供的音乐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呢？不能等待欧美国家来培养我们的作曲家，我们应有能力和意识去培养自己的年轻一代创作人才！
另外，从听众这一层面来说，我们还缺乏一个具有一定艺术修养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听众群，现在大家过于盲从“权威”、“大师”、“著名”、“第一”这样的头衔，太留于形式化，对音乐精神内涵少有真正的耐心去感悟；而我们的媒体特别是音乐评论，良莠不齐，本来是一项需要极高艺术涵养的职业，我们却由太多外行来“指点江山”，使得整个媒体的倒向“表面化”、“口号化”、“肤浅化”，离艺术的本质越来越远。我想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育机构对艺术基础教育的进一步重视，有些问题会好起来的！
梅雪林：你刚到国外适应吗？对欧洲的文化环境，或者具体说对音乐环境有怎样的感受？
牧声：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欧洲这片土地还是很容易适应地，甚至可以用惊喜来表达我初到瑞士的心情，这是一个安宁、平和、与自然风光美妙谐和于一体的国家，所以会有很多大艺术家晚年居住在这里。能不为名、不为利，回归于内心---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对一个心浮气躁的青年人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在瑞士你会很容易找到这种“与世无争”的创作心态！在日内瓦居住的五年时间里，使自己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创作上的问题，能够不受干扰地、静心地从事创作。而欧洲音乐家的敬业态度，以及作曲家与音乐家之间友好愉快地相互合作及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使我收益非浅。这几年，可以说无论在创作观念上，还是创作经验上自己都有了一个“质”地提升。
相对于瑞士这样一个适合于思考和冥想的环境来说，我后来居住的法国巴黎则更像是一个艺术家交流和展示的“大舞台”。这些年随着欧洲经济的萎靡，欧洲各国在艺术上的资金投入都相对缩减；尽管这样，在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领域，它仍保持着艺术的最高水准，这与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对传统的呵护以及公民所受的良好的艺术基础教育是分不开的。
梅雪林：你于1993-199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学习期间，曾师从陈铭志教授(复调)、杨立青教授(配器)、赵晓生教授(作曲)等名师。2000年你前往欧洲，留学于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师从E. Gaudibert教授，并获学院颁发的高级作曲文凭；同期参加了在瑞士卢伽诺音乐学院由著名作曲家Klaus Huber主持的大师班；而后又在巴黎第八大学电子音乐中心从事研究。在你游历和求学了中西方不同国家后，相对于中西方音乐学院中作曲专业的教学，你认为有哪些异同？欧洲音乐学院的作曲教学经验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牧声：如果仅仅从学院作曲专业的教学角度来说，在课程安排上差别不是太大，我们的教学基础还是挺好的。就我本人来说，在上音的几年中陈铭志教授的复调、杨立青教授的配器、还有赵晓生教授的作曲主课、等等，都使我受益颇深。主要的差异在互动交流和实践机会上，这也是欧洲的作曲专业教学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我国的教育体系主要来自前苏联，理论教学基础雄厚，但是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如我们演奏专业的学生在合作经验上就与欧洲学生有明显的差距，这一问题很多国内的音乐院校已逐渐给予重视，这些年的发展是可喜的；对于作曲专业的学生来说，能听见自己所写作品的音响效果是极为重要的，这样的实践机会对国内的作曲学生来说还是欠缺的；我们的教学缺乏系与系之间横向的交流，缺乏演奏学生与作曲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从大的方面看，学院不是一个孤岛，作为学校的定位，我们可以这样排序：社会人文环境——城市人文环境——学校环境——专业环境，学院的教学必然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多问题的探讨必须放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仅仅局限于探讨学院的教学问题本身，有些事就很难说明白。我们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欧洲是很不相同的。在我们当前的艺术生活中，公民艺术基础教育欠缺，除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更多的中小城市音乐活动还不够普及，更不用说交响乐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梅雪林：在欧洲这几年的学习期间，主要学了些什么呢？有那些大的收获？
牧声：学习只是一方面的，更多的是一种交流！因为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作曲家，你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更多的问题你必须自己去解答，你必须去发现一条自己的路。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来自与音乐家之间的互动交流。具体的说，首先就是作曲家与作曲家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在音乐学院的学习，还是参加一些大师班，与杰出的作曲家一起工作都是一件愉快的事，你会得到很多启发；此外，更为重要的就是演奏家与作曲家之间的交流，在每一首新作品创作过程中，作曲家都应该积极地和演奏家一起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新发现、新启示、新的想法，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愉快和有趣的经历。
梅雪林：中国作曲家与演奏家之间这样的互动交流多吗？
牧声：国内大家这种互动交流还是欠缺的！很多演奏家对当代新音乐的演奏缺乏好奇心，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作品本身的问题；但主要还是我们的学院教学中欠缺对现代音乐演奏的教学，往往一些教师本身在对现代新技法、新风格的掌握上缺乏经验。在欧洲的音乐学院，每个演奏专业学生的入学考试和每学年的年终考核，都必须演奏一首20或21世纪的现代作品，现代音乐的演奏已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只有中国的优秀音乐家、指挥家、作曲家们共同努力，产生出一大批真正优秀的作品，中国音乐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走向世界。
梅雪林：2002年你的专场音乐会《禅(组曲)》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电台音乐厅成功举办。同年，你与英国约克大学作曲教授Thoma Simaku同获意大利罗马康斯坦丁科学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第五届国际作曲比赛“最高荣誉奖。你对音乐作品的演出和获奖如何看呢？
牧声：作品的演出对作曲家来说是第一位的，一个作曲家写在乐谱上的音符，无论是室内乐，还是交响乐，只有通过音乐家们的演奏，实现为生动的音响，才算真正的完成。比赛获奖，从本质上来说和艺术本身是无关的，它也不能作为一首作品好坏的评判标准。但客观上，却也不能否认它给那些默默无闻的青年音乐家带来一些机遇，比如作品可以得到演出，还有获奖所得到的奖金也能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但艺术活动目的不是为了用来评定名次的，不能把比赛看的太重！如果把教学成果、奖励制度和职称的评定以比赛的成绩作为评定标准，形成这样的一种风气，就会给教学和艺术观念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我想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个字“真诚”，这里的“真诚”就是佛教中所说的“了然大千世界、众生幻象”之后，“直指本性”的“大真实”。
梅雪林：你在国外学习过，并且还经常来往于国内外，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在“思维”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能结合自身的体验谈谈吗？
牧声：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无法用几句话来回答你。几乎每一个中国艺术家，都会被问及此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总是乐此不疲的游走于一些空泛的概念和语言之间。在谈及中西方艺术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不断地浮现出两个画面：1889年盛夏，在巴黎远郊盛开着向日葵花的圣雷米精神病院里，自割了一只耳朵，不名一文，精神疯狂的文森特·凡·高正在画布上“奋笔疾书”他伟大的《星夜》；而在四十年后的遥远东方国度——中国，在江南阴雨靡靡的深秋，因身患梅毒而双目失明，穷困潦倒，流浪街头的民间艺人阿炳用二胡拉出了他的旷世绝响《依心曲》(也就是《二泉印月》)……。想象一下这些画面，它们会告诉你许多！当面对真正伟大的艺术时，你会理解何谓“大道不可言”，有些问题不可说，也不必去说，一说就假！对创作我更相信一个创造者必须是一个“行者”，一个用“行为”去说话的人，对一些“空泛”的问题，给予同样“空泛”的回答，并没有太多真正的意义！当前东西方文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东西方文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过。世界音乐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格局，正对未来发生着深远的影响，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才能给予解答。
我只想在这里对音乐的“演奏环境”的衍变上，谈一点自己的想法。由于受西方古典音乐表演形式的影响，我们的音乐活动形式现已完全地“剧院化”。我们古人“携琴入孤山”、“弹琴复长啸”，向往人与自然的直接交流，以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此种精神信仰，离当今的音乐家们已越来越遥远了。如何摆脱现有演奏形式的限制，在作品意境中重新找回中华古老艺术中“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之“逸”的精神境界，是我这些年在创作中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梅雪林：音乐应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如何看待这两个问题？
牧声：这也是老生常谈了！大家总是希望把一切艺术问题“概念话”、“程式化”、“口号化”，似乎把这个问题讲通了，中国就会产生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首先问题就是，什么是“民族性”？要谈“民族性”就必须谈到“个体性(个性)”和“人类性(共性)”。艺术的“民族性”是建立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的艺术创造基础之上的，没有对个体的尊重，没有对艺术“个性”的尊重，所谓的艺术的“民族性”也就无从谈起；而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去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和成就，这其实就是“民族性”和“人类性(共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俄罗斯乐派”或“法国乐派”时，在脑海里闪现的是一个个伟大的充满创造个性的作曲家的名字，没有了他们，所谓的“俄罗斯乐派”或“法国乐派”就显得空泛而没有实质。就拿德彪西来说，他的音乐受亚洲音乐特别是爪哇加美兰音乐的深刻影响，作为“法国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成就是建立在个性的创造和对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吸收之上的。个性——民族性——人类性，是联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不是相互对立的，其基石就是对“个性”创造的尊重。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而我们历史却走了很多弯路：我们过去曾用“民族”这根大棒子，对内用来打杀“个性”的追求，对外用来拒绝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我们要走出对“民族性”之狭隘、空泛的理解。对艺术创作来说，我们更应该强调对人和人性的尊重，强调对“个性”创造的尊重，这是我们“缺失”的一课。
作为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最后我想引用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矛盾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
梅雪林：你现在签约法国著名雷杜克(Alphonse Leduc)音乐出版公司，有什么作品出版了吗？
牧声：巴黎雷杜克音乐出版公司是欧洲硕果仅存的几大出版乐谱的著名出版公司之一，曾经签约出版了福雷、梅西安、米约、若利维、迪蒂耶、杰尼索夫等众多20世纪作曲大师的乐谱，出版社细致认真的工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目前有《梦之边缘》系列的I和II、长笛独奏《断章》三份乐谱正在出版编辑中，这项工作已进行两年了。
梅雪林：由于你的杰出才华，法国国立福雷音乐学院邀请你出任“国际巴松管作品大赛”评委会委员；2007年2月，你应新西兰 “亚太音乐节”组委会的邀请，将在“音乐节”期间作专题讲座介绍你的音乐和创作思想。你对自己这些年取得的这些成绩怎么评价？作为一个作曲家，你认为自己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牧声：我不想去评价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这项工作罢了，现在得到了一些共鸣和认可，自然能让我更好地去实施一些创作计划。作为一个青年作曲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说到不足，那就是自己身上还有一些“功利心”和“虚荣心”，希望自己能逐渐地达到“宁静以致远”的生命状态。
梅雪林：前一段你到滇西北丽江、大理等地采风，历时五个月，并创作完成了德国Reinhold基金会委约的钢琴协奏曲《云南随想》，这个作品演出了吗？谁将担任钢琴独奏？
牧声：作品将于2007-08演出季在巴尔扎克的故乡法国图尔市举行世界首演，具体时间正在安排中。钢琴独奏将由法国著名钢琴家、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教授乔治·布鲁特马赫(G. Pludermacher) 担纲。
你近期有哪些创作计划？对未来有一些什么打算？
牧声：现在手头正在创作法国现代长笛乐团(OFF)委约的一首新作品，作品将在2007年4月首演于巴黎。另外，近期两个比较重要的主题是法国国家委约的《长笛协奏曲》，作品将题献给法国现代长笛乐派奠基人之一、巴黎高等音乐学院Pierre-Yves Artaud教授；另外，应剧本作家帕克(Christopher Park)先生的邀请，我将创作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三幕法文歌剧《三奇剧传奇》， 歌剧经费已得到日内瓦市政府的资助，并有望和著名的瑞士日内瓦大剧院合作，具体意向正在洽谈中，预计将在2008-09演出季作世界首演。另外，因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工作上的需要，我荣幸地受到现任院长杨立青教授和作曲系主任何训田教授的邀请，2006年下半年将回到母校从事教学工作，也希望自己能为学院未来的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
梅雪林：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期盼你的佳作力作更多引起世界的关注。
牧声：也谢谢你！
(梅雪林，现任上海音乐出版社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