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声10年：这是“我”们的时代

　　在十年后回想起来，“北京新声”对一些乐迷可能已成为比较模糊的概念，但具体到清醒、麦田守望者(blog)、新裤子、花儿、超级市场、子曰等乐队，记忆多少会被唤醒。新裤子乐队当年在第一张专辑里大声唱出“终于等到这一天/一切都改变/这是我们的时代”，对于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趣味的北京新声们来说，这也是“我”们的时代。

　　十年后

　　今年五一的迷笛音乐节里，第一次出现了麦田守望者和新裤子的身影，不久前，这两支乐队刚以专辑《我们的世界》和《龙虎人丹》在风云榜中获得了诸多奖项。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发行各自的唱片，麦田守望者通过与绿色和平组织的合作，在宣扬环保和相关创作中，树立起更具责任感的成熟形象；新裤子则玩儿得更大了，他们不再受限于短短几分钟的黏土MV，拍出了一部名为《北海怪兽》的有趣电影。

　　花儿乐队(blog)这一年动静挺大，上张专辑《花季王朝》被发现每首歌的旋律都有迹可循后，他们狡辩、顶嘴，继而改口道歉，但新专辑《花天?世》还未发行就又被发现抄袭痕迹，唱片公司不得不将专辑赶紧召回。蹊跷的是，这些难以抹去的污点居然没有影响《喜唰唰》等歌曲在KTV和彩铃榜上的高传播度。

　　脱离了鲍家街43号的汪峰(blog)去年出了一首非常主旋律的歌《我爱你中国》。今年年初，他的兴趣扩展到更宽的领域，30余位新锐设计师以他的头像为原型进行创作，并举办了一个艺术展。离开龙宽九段的超级市场成员田鹏(九段)，则以“OKOK”的队名开始了新的演出。

　　清醒乐队正在为新专辑摩拳擦掌。乐队的主脑沈黎晖当年为了推出专辑《好极了！？》而成立了摩登天空唱片公司，这个制作了近百张叫好但未必都叫座唱片的公司能坚持到今天，很多人都觉得是个奇迹———今年也是“摩登天空”的第十年。消失太久的张浅潜也出动了，除了再版她的专辑，数月前甚至在星光现场开了专场演出。子曰偶尔还会出现在京城舞台上，地下婴儿却只偶尔出现在一些演出的舞台下，变成了安静的听众。

　　十年前

　　1997年前后，盗版盘和网络下载时代还未到来，打口唱片在国内的传播正处于巅峰时期。北京的音乐青年们在汲取海外音乐资源的同时，发觉身边忽然冒出了一大拨新鲜乐队，这些家伙不再像国内上一代摇滚音乐人那么“死磕”，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生活体验和个人趣味，不再过多传递政治隐喻或者与宏大而虚空的理想较劲，歌词表达的想法五花八门。而从音乐形式上看，他们并不局限于传统摇滚乐，这拨新人的音乐更细致地分化为朋克、英式、电子等等。更奇怪的是，这其中的不少乐手，穿着打扮还挺时髦，他们甚至都不爱留长发了。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北京新声”这一概念开始在乐评界和媒体中出现。

　　当时，设计师欧宁在为《号外》杂志撰写专栏的过程中，以《新声记》为题，介绍了一系列的北京新乐队。1997年6月，欧宁叫上了长期为众多乐队担当摄影的聂征和乐评人颜峻，开始策划一本名为《北京新声》的书。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三人先后完成了对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子曰、鲍家街43号、张浅潜、清醒、超级市场、新裤子、花儿和秋天的虫子的拍摄与采访。在此期间，这些原本只是活跃在北京演出舞台上的新生音乐人也陆续签约在红星、摩登天空、新蜂等新兴唱片公司旗下发行了各自的专辑，并在一众热心DJ及传媒人的大力推动下，逐渐传播到北京以外的地区。

　　《北京新声》一书在前言里给予“北京新声”这样的总结：“这种音乐文化现象，从人群构成来说，主要分为乐手和音乐群众两类人，他们大多数都出生于七八十年代，都是听打口唱片长大的一代人，耳历比上一辈人丰富，兴趣也比上一辈人广泛，音乐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种爱好，并不能代表生活的全部，他们也不会用抽象的理想把自己架空于现实之上；从音乐风格来说，它融合了流行朋克、地下朋克、清新吉他音乐、噪音流行乐和实验电子乐等多种音乐元素；从音乐内容来说，它从真实的生活出发，表达出独立的意识、快乐的精神和合理享乐的主张；从形成原因来说，它是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产物。”

　　十年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第一代摇滚明星们能在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张的专辑销售中获得不菲的收成，其中部分人光是签约费，在今天看来都颇为惊人。但随着盗版和网络非法下载的盛行，靠卖唱片已经很难维系一个乐队的生存。在mp3下载几乎要趋于免费、乐队商演尚未形成合理模式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清醒、麦田守望者、新裤子们没指着靠出唱片和商演来挣钱，这些成员都有其他职业，相比之下，做乐队倒像是正经工作外的玩票。在如此状态下固然可以不为市场所限，让创作更忠于自我、更富趣味性，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同时需要投入赖以谋生的工作，往往很难兼顾音乐创作上的精力和质量。但是在海外，即便是唱片销售一样不景气的现状中，不少优秀乐队仍能在完善的演出体系和周边产业中获得良好的收益，从而保证创作时无后顾之忧。

　　在励志歌曲道路上飞得更高的汪峰、任何场合都齐刷刷做活宝状的花儿则通过选择新的价值取向来解决问题。在全力应对市场需求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具备的闪光点。

　　北京新声们的另一尴尬在于，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资源不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么集中，音乐类型的分化也导致了市场细分，他们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拥有上一代乐队那样广泛的受众了。

　　“打口一代”中有部分人，看北京新声们演出时会一起大声合唱，却每每不愿承认曾受过其影响，而更愿意列出一个长长的海外乐队名单。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身边的北京新声们帮我们拉近了与“摇滚乐”和“做乐队”的距离，让这不再是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几个老炮儿的专利，让我们感受到原来自己做音乐并非遥不可及，直至后来，更多的年轻乐队和音乐人风起云涌。如同欧宁为《北京新声》作序所言：“当更多的莽撞少年勇敢地操起吉他，我们才真真切切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雷丹 贾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