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研讨会会议实录(下)

　　时间：2007年4月12日

　　地点：港澳中心

　　主持人：下午的研讨会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著名指挥家卞祖善老师；中央歌剧院副院长黄小曼女士；三联出版社音乐编辑刘雪枫；《影响》杂志的社长王金燕，《影响》杂志主编谌强，还有著名乐评人--陈立。下面就是自由发言时间。

　　下午发言的主题就是围绕着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十年，这当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为了从第十一个年头开始，无论从节目运作、质量、和影响力各个方面都上一层楼，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做这个事，单凭一个人、一个机构做事有很多的不足和欠缺的。

　　今天上午我们非常高兴，作为文化局的局长降巩民，也是国际音乐节当时的领导和发起人之一，今天上午说出那样的话，作为我在降巩民身边的人，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说出了这么多“赞美之词”，一是充分肯定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十年的努力。今天他在这里把他真实的想法说出来非常不容易。第二，我也跟余隆在一起多年我和余隆在降巩民身边都属于在骂声中成长，骂到今天的份儿也很不容易，我开玩笑说，我们今天应该拿毛巾擦眼泪。

　　当然降巩民作为一个主管，音乐节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他应该厚爱。但是在十年当中我们听到的肯定的鼓励的、表扬的东西少，所说的在我们内部都是骂人的东西，都是提到的不足和应该怎么做，当然也不能要求领导百分之百说的都是对的，我和余隆有时候会和降巩民争论一些东西。但是从今天降局长讲的这几点是我们想听的，也是我们想要的，降局长都讲了，也指出了今后的方向问题。这些课题就留给我们今天下午包括卞老师、黄小曼老师、刘雪枫等专家，还有在座的媒体给予指导。不管从北京国际音乐节建立之初，到后来加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人，对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发展和支持都是巨大的。在研讨会之前余隆还有很多感谢的话要说，先让余隆开头。

　　余隆：我跟大家朝夕相处了很长时间，在十周年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市文化部领导多年来一直给予文化节极大的关怀和支持。的确应该感谢降局长，就像他说的一样，当时我回北京，一直希望音乐节这个理念得以实施，最终在音乐台实施了，最后还是降台长支持了我。音乐台是最早的音乐节的发起人之一，其实今天我主要想来听大家说。我特别感激降局长以外的邵台长讲的一句话，应该感谢这个团队，因为这个团队非常不容易，十年如一日在运作这个项目，这是一个成功的重要原因。尽管工作压力非常大，但团队一直保持着一种职业的精神，这很重要。当然在音乐界各界的支持下，还有对媒体的感谢。我们音乐节诞生于媒体，说实话音乐节最早从媒体的机构退变出来的，一直在媒体的关照下成长。在此，我更多的就是对十年做一次感谢。下面请各位前辈、专家更多的给予意见进行探讨。除了谈音乐节之外，还希望听到对音乐节需要改进的意见。

　　请各位专家指教。

　　主持人：卞祖善老师从音乐节建立之初，和其他前辈老师一样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也给了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建设性的意见，卞祖善老师也走了十年了，下面请卞祖善老师发言。

　　卞祖善：我就照本宣科吧，风景这边独好。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的创新及其发展潜力。

　　北京国际音乐节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历届音乐节节目独具匠心的统筹和出色完美的运作，历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的选择全方位的展现了音乐节的艺术理念、风格、传承、创新、展望、规模以及国际一流的水准。

　　北京国际音乐节历届的节目以歌剧、交响乐、包括协奏曲、清唱剧，和中国民族民间戏曲音乐为主体，辅之以室内乐包括艺术歌曲、爵士乐、儿童专场音乐会和木偶剧等。

　　东西方音乐交相辉映，体裁多样、异彩纷呈，为中外音乐大师、名家名团推出了一个崭新的国际音乐舞台，群英荟萃、美伦美奂，成为首都北京一年一度万众瞩目的亮丽风景线，从而使这座东方文明古都闪烁着更加灿烂的文化光辉。

　　自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以来，歌剧成为历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引人注目的大制作，艺术家的生涯1998，卡门1999，少年维特的烦恼，托斯卡2000，纳布科2001及璐璐2003年的隆重推出。让广大观众领略了西方古典歌剧和现代歌剧精粹之所在。

　　而从2003年起，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介绍西方经典歌剧的同时，推出了中国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古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魔笛》与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

　　2004年上演了400年前第一部歌剧，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和中国旅游作曲家温德清的当代歌剧《赌命》。在同一届音乐节相隔两天的时间内，把最古老与最现代的歌剧先后展现在观众们面前，表明北京国际音乐节在节目统筹制作方面已达到了高瞻远瞩，稳健成熟的境地，也因此历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成功的推广培育了一批见过世面，并对歌剧具备了相当鉴赏水平的听众。于是，堪称最大规模的歌剧制作，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与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隆重推出。

　　如果说中国的听众有幸欣赏到推进人类音乐历史进程的艺术杰作时，对德国纽伦堡州立歌剧院艺术家们和艺术家飞利浦•奥普茵(音)杰出的艺术表现赞叹不已的话，那么德国艺术家们则惊讶地发现，北京国际音乐节如此成功而完美的推出了宏伟的四联剧，并且为拥有这一批歌剧的知音的同时而感到欣喜，可以断言北京国际音乐节必将将成为在东方展示世界音乐经典的中心。

　　北京国际音乐节前后隆重地推出了中国作曲家朱次耳(音)第十交响曲将雪(音)，叶小刚的第四交响曲《长城》，斯达文斯基诗篇交响曲和艾尔佳(音)的第一交响曲，布鲁克勒(音)的第六交响曲，潘德列茨基的第七交响曲，以及理查•斯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等鸿篇巨制。而马勒第八交响曲，千人交响曲在中国的首演，把在近年来在中国形成的马勒热推向了高潮。马勒生前曾不无遗憾的说，“我的时代尚为到来”。而今马勒的梦想成真，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已经掀起了一股马勒热，马勒的十部交响曲和《大地之歌》先后在中国上演，中国的音乐家和广大交响乐乐爱好者从马勒宏伟的交响曲中感受到交响乐——音乐王国的统帅，那崇高伟大和无比的的艺术魅力。由叶小刚作曲的《大地之歌》中国版成功的推出则向全世界展现了当地中国作曲家的自信、才华与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大批中国的中青年作曲家，其创作正越来越受到了国际乐坛的重视和赏识。1999年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被广大音乐听众誉为被认为“世纪绝唱”。与李德伦两位大师再一次携手同台演出，音乐会回顾了20年前斯特恩访华时拍摄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历史性的镜头，当时发现的中国少年音乐天才徐惟聆、王健、潘纯，而今已成长为新生代音乐家的代表人物。当晚小斯特恩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和三位青年音乐家同台演出了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两位大师合作演出的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始终洋溢着庄严崇高的艺术氛围与人文关怀精神和世代传承的精神，听众无不为之动容。整个音乐会可谓北京国际音乐节神来之笔。

　　纪念巴赫逝世250周年音乐会，和纪念歌德诞辰250周年艺术歌曲演唱会和纪念罗德里格诞辰一百周年音乐会都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些纪念音乐会在让听众进一步认识了巴赫为德国古典音乐开创的伟大传统，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创作与德国艺术歌曲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一生充满艰辛与辉煌的西班牙音乐大师罗德里格的伟大之所在。

　　2005年举办的两场中欧文化论坛音乐会别开生面的邀请了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波兰、奥地利的优秀音乐家演出与本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又如邀请巴托克？四重奏，举办巴托克专场音乐会，这些节目的组织无论从风格和艺术表现力来说都令听众感到无比的生动和亲切。

　　2006年举办的纪念伯恩斯坦逝世十周年音乐会，特别邀请大师的女儿雅米•伯恩斯坦担任现场解说，伯恩斯坦的节拍怎样让音乐跳起来，音乐生动的再现了大师火热、率真、独特的风格，动人心魄、感人至深，这是在国内让听众感受到伯恩斯坦离自己最亲切的一场音乐会。

　　综上所述，可见北京国际音乐节剧目之运作不同凡响，极富开拓创新的精神。近年来英国乐评家罗布莱西克(音)发表了《谁杀了古典音乐》的专著，可是他的同胞却对余隆率领的中国爱乐音乐乐团2005年的世界巡演做出了如下的评价：中国已经成为古典音乐界里被肯定的一支生力军，中国爱乐乐团的成功预示了古典音乐在中国全面复兴”(2005年3月29日英国泰晤士报评论)。

　　面对北京国际音乐节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教我们如何不引以自豪，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2008年正是迎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之际，我们向音乐节创办者艺术总监余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曾伟先生等卓越超群的团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就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的发展潜力而言，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不少欧美优秀歌剧、音乐剧剧目仍有待介绍，历届音乐会似乎未曾涉及芭蕾舞剧的现场演出。这一广阔的领域有待大力开拓。在交响乐方面，古老现代的的音乐文献尚需发觉，如威廉•博伊斯、卡尔•迪特斯文多夫、戴留斯、霍斯特、蒂皮特、兴德米特、亨策、维拉罗伯斯、米约、武满彻、艾夫斯、罗依•哈里斯、科普兰、法利亚、施丹哈默、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家的交响音乐作品都很值推荐。潘德列茨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客席指挥，我们一直期待着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的剧目在中国的首演。

　　关于北京国际音乐节对艺术创作的投入与支持，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话题，专家们将予以全面的阐述，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赋予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崇高使命—不断推出中国的歌剧、交响乐和室内乐。为中国的民族乐派做出应有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我国室内乐无论是创作、表演、欣赏、教学与理论研究方面都处于滞后状态，为此期盼北京国际音乐节对中国室内乐的创作与表演能进一步的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推动。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卞祖善老师非常精心的准备。从第一届音乐节酝酿开始，卞祖善老师一直非常关注音乐节，支持音乐节、指导音乐节。刚才卞老师提到了余隆的团队，除了曾伟以外，像李明、崇敬，还有王老师是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现在参与音乐节还有很多人，这个团队今天只有一些代表来到这里。

　　刚刚来到会场的还有香港著名作家也是专栏作者周凡夫先生，还有中国文化报的总编助理赵忱女士。下面请陈志音老师发言。

　　陈志音：我的题目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力推首演作品的长效意义”。

　　北京国际音乐节到今天转眼间已经有十个年头，我作为专业平面媒体记者从第一届开始步步紧跟、追踪报道。所见所闻大多已化作文字的记录。我认为这个立足本土影响远播的音乐节，已经积淀下太多的命题，值得思考研究。有人说北京国际音乐节近十年展示的中外音乐艺术成果超过以往数十年的国内音乐演出的总和。根据主办方提供的一份清单粗略估算，前九届演出超过了200余场次，作品高达约500-600部(首)，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重温经典、品尝成熟果实的丰美甘甜自然回味无穷。新作首演鉴证花蕾初放的生气和鲜活更加激动人心。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的丰富多彩的琳琅满目的作品中我个人感情的天平始终朝向“新”字倾斜，特别关注音乐节强力推向的首演作品，这个新字所指只是相对而言，例如中国首演部分，有的则为绝对立论？，例如世界首演部分无须罗列菜单明细，也不必评论作品本身，但求触及重要作品所产生的迎接影响及长远效应。

　　一、中国首演的容量最大，体现主办着的眼光和胸怀。这个比例的部分主要中国作品有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温德清的《赌命》三部中国现代歌剧。北京国际音乐节独立投资制作的中国歌剧之夜、开国际音乐演出市场风气之先，将国外音乐节委约的中国原创歌剧搬回国内舞台。如非此举，郭文景在河南现代音乐节出世的《狂人日记》，在英国伦敦歌剧家诞生的《夜宴，在世界首演五年和九年之后，何以荣归故里、光耀京华。

　　温德青比郭文景幸运，他2003年9月在日内瓦参加瑞士莫扎特国际艺术界首演的《赌命》仅一年后，便在第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受音乐节的邀请实现的国内首演。假如没有音乐节搭建这个平台，这是三部处于领跑地位的中国现代歌剧短期内出口返销，同国内歌剧爱好者见面，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旅法作曲家陈其钢《五行》、《蝶恋花》等享誉海外的例子，同胞们也是在音乐节才得见这个真容全貌。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正值世界各国纪念威尔第逝世100周年，音乐节邀请到波兰华沙国家歌剧院来华首演《纳布科》，该剧希伯来路里(音)合唱闻名遐尔。我们的观众直到2001年才第一次听到在剧情里鲜活的动人歌声。

　　德奥现代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璐璐》亮相2002年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首演及亚洲首演，当时被称作一个引人关注的文化事件。《璐璐》在中国上演是不可思议的，《爱乐》杂志时任主编刘雪枫坦言，这样的极限歌剧拼死也要去看，当时尚在病中的郭文景声称，正是这位早年把肖斯塔科维奇奉为精神领袖的中国作曲家，2006年金秋终于了在座99%以上的观众一样，第一次现场初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和《鼻子》，激动兴奋、溢于言表。

　　最盛大的中国首演令人难忘。2005年第五届开幕式的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和和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瓦格纳的四联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前者开创了中国舞台单场音乐会演员人数最多的新记录，后者填补了中外戏剧交流史上的空白，这部需要四个晚上，总共需要15个小时才能窥其全貌的舞台节庆典剧，在拜洛依特音乐节首演继130年后终于在北京粉墨登场，这难道不是中国歌剧演出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个创举吗？许多在世界频繁上演并录制唱片的精品，大量声乐器乐作品在音乐节我们才有机会首次被现场演奏版的独特魅力所感动。

　　二、世界首演的数量有限，体现音乐节的荣耀、声望。20世纪的音乐形态千变万化，同18世纪古典乐派和19世纪浪漫乐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大相径庭。20世纪音乐创作流派分成，标新立异。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相当有限，20世纪音乐大师的艺术成就仅散见于音乐院校内及本教科书几盘录音带，巴托克、梅希埃、亨德密特、米盖奇、布列茨的作品在国内舞台公演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而我们自己现代作曲家的现代成果，总是外国人有幸先品之快。

　　北京国际音乐节再领风气之先，有计划的为当今中国现代作曲家举办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叶小刚专场交响序曲《潮》、《西藏之光》、《长城交响曲》三部世界首演。陈其钢除两部剧作中国首演之外，在境外遭遇流产的《失去的时光》二胡版也是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完成了世界首演。值得一提的是艺术总监为音乐节选定委约两位世界重量级人物创作，一部世界首演成功，一部即将受到世界关注。他们就是被誉为东欧的贝多芬波兰作曲家潘德列茨基和简约派女子、美国作曲家飞利浦•格拉斯，在中国作曲界这两位作现代曲家的名字如雷贯耳。

　　第一届如约而至的潘德列茨基有点试探性的味道，他仅以指挥家身份登台，只安排了一首小柔版选自他的大作《失乐园》，这是何等睿智机敏的人物，第一次合作他就认定北京国际音乐节大有可为。两年后，潘德列茨基重返北京，指挥德国威斯特法伦新爱乐乐团，和波兰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数百人，在第三届音乐节上亚洲首演最重要的力作之一第七交响曲《耶路撒冷的七座门》，我认为潘氏在用行动表态，他重视北京国际音乐节，这里有他音乐的知音和可信的诤友。

　　潘氏26岁以一部世界歌在1959年的华沙之秋现代音乐节首演一举成名，1998年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否让他想起在自己祖国最早获得荣誉的往事。据悉，他是以新人接受为2007北京国际音乐节创立10年写一部大作品。从华沙之秋步入乐坛的大师，在北京之秋风头正劲。

　　格拉斯仅比潘德列茨基晚出生四年，同属当代最优名声的作曲家之一，这位美国简约派音乐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应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创作《大提琴协奏曲》，提线首演朱丽亚•劳埃的《威伯50岁生日》，在乐谱上印着由中国爱乐乐团和指挥家余隆在2001年10月21日在北京首演，当晚北京保利剧院呈现一个激动人心的世界首演之夜。

　　三、新作首演的成功之举体现文化人的尊严自信。最近十年来国外音乐节向中国作曲家委约创作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标志着中国作曲家从个体到群体在世界乐坛地位的提升。但是国内音乐节在世界大师级作曲家委约北京却是一个创举，这体现了艺术总监一个明确的艺术理念。

　　世界的声音让中国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世界听到，并且不断加大新的声音所占容量的比例，奋力推进音乐创作的繁荣。前文提到潘德列茨基、飞利浦•格拉斯两位大师，在当今乐坛都具有独立的、特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了解他们，亲近他们。而我们自己常年奔走与世界各地音乐节的作曲精英，理当在国内音乐舞台留下响亮的初啼，理当拥有长期固定的一席之地。

　　北京国际音乐节所有世界首演、亚洲首演、中国首演作品，使我们的观众不只是复习和重温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还能鉴证20世纪、21世纪活在当下的音乐家的最新创作成果。从而开阔艺术的眼光和胸怀。提高和健全艺术审美的能力。潘德列茨基第七交响曲中国首演，飞利浦•格拉斯大提琴协奏曲世界首演，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音乐节特意在中央音乐学院安排大师班，两位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将自己在世纪之交的艺术成果和创作心得与人分享，听着无不受益，潘德列茨基接受记者访问时曾说：“贝多芬总是在尝试突破原先的自己，他的每一部交响曲似乎都解决了一个新的音乐问题，而我也一直在研究、探索新的方向，试图吸收当代的精华，也同时回顾着经典的东西，大的作品和大师的讲座必将对国内的音乐创作和作曲教学产生有益的启示作用与长效功能。”。音乐节力推首演作品可能是一时南知音难遇、孤掌难鸣，遭遇冷落或质疑，但是许多现在奉为经典的名作，当年在首演时同样难逃嘘声一片、谩骂连篇的尴尬。

　　音乐节委约创作，专场演出等更是国内一般演出经纪商不胆识、无眼光去做的事情。这些年音乐节积累下来的音乐作品为世界音乐文化保护，为中国音乐文化保护添加和储蓄了新的艺术珍品。堪称一项文化建设领域义举、善行。现场聆听首演作品的观众最为有福。只有现场聆听首演作品，在参与和见证静态的谱面向动态的音响转化，一度创作向二度创作升华的全过程，这个经历才能真正成为爱乐者平生最值得收藏的珍贵记忆。

　　主持人：她今天里面说的媒体都别记了，版权所有，这是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报纸出一个专刊的文章，整个一期。下面咱们还是自由发言，看看谁说说。

　　王健，他现在在影响杂志当社长，一会儿音乐节、一会儿爱乐，这会儿又回来了，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做了很大的贡献。

　　王健：十年了，就像主持人说的，回忆十年，忽而作为参与者，忽而作为旁观者。种种身份吧。但是我觉得不用说将来对后代，现在跟一些比我年轻的人就可以吹，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怎么着怎么着。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非常自豪，我觉得我见证了一个中国的音乐演奏事业、表演事业，古典音乐舞台，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从简陋到繁荣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过程。

　　我们在这里面，每次当我作为一个参与者的时候，其实来不及感受它的意义和成就，因为演出当中，除了赞助的落实、资金的到位这些关键性的事之外，作为演出的从业者这个麻烦是别人想不到的。因为我想艺术家永远在精神上有贵族的一面，这样的话，他会给我们这些打杂的、碎催们找一堆麻烦。我对第一届印象特别深的是，傅聪先生一到北京，就遇到了两个麻烦，他要一一台斯坦威，那会立刻预算就变了，种种麻烦，但最后在演的时候，终演的时候那台斯坦威(音)那时候连租带运一场一万多块。但是傅先生很满意，十年前一万多块比现在的十万还要贵。所以因为那会的剧场跟现在没法比，这本身也体现了一个中国演出市场的成长，这里面的甘苦，那是多得不计其数，在里面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没有机会回顾。

　　现在看来，每一场结束大家聊会有感慨，每一届结束会有更多的感慨，当十年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我们迈出的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在回顾第一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中国交响乐团工作，坦率的说，我和我周围的好多人绝不看好北京国际音乐节，绝不认为它能撑过三到五年，人人都说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北京国际音乐节包括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交响乐团都是沙漠里的绿洲，这就意味着它跟周围都是不接轨的东西，任何跟国际操作的东西到我们这儿就有麻烦。而且最要命的一点是在我们地大物不太博的国土上，生长着很多的既不勤劳，又不勇敢的人，包括我，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不喜欢音乐，尤其是不喜欢古典音乐，虽然我是学中文系的，我认为中国人听音乐的耐心不会超过15分钟，所以最流行的民族管弦乐曲不太长，别说马勒，连贝多芬的交响乐曲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长，中国人坐不住，让他唱卡拉OK可以，要自己搀和，自己出噪音。所以余光中说德国是全世界最安静的一个民族，不出声，但是好，到了该出声的时候，到了音乐厅里，到了歌剧院里，乐团的声音比咱们大，歌唱家的嗓门比咱们亮，观众的掌声比咱们要热烈得多。这种悲观的心理当音乐节进展到第10年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观。在回忆十年前，我认为自己也在那一帮鼠目寸光之列，那时候我们看到了是一寸，跟这10年无法比。

　　这时候，怎么来评价我们的音乐节甚至都是不过分的，这东西如果后世的人来写的话，可能会把今天我们觉得有点酸的崇高的词汇加给余隆和他的团队，和整个时代从政府领导到各界，这个胆识是了不得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按这个步伐走下去，如果中国继续和谐着、继续富足着，那么十年后，我们再坐在这儿谈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节目表应该说跟现在又不一样了。那时候很可能在提到萨尔斯堡音乐节的时候，就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跟它相比至少是不相上下的音乐节。因为有些事是在里面的人不敢评价的，我记得看美国史的时候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就是美国刚独立的时候，英国的军舰在它的海岸线边儿上转悠，美国老是装看不见，因为他只能装看不见。因为它不不敢惹英国。现在反过来了，如果美国的军舰到英国那边晃悠去，英国政府只能发表一个比较礼貌的抗议。风水轮流转，现在国外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对中国乐坛包括余隆和音乐节成就的评价，应该是一种比咱们更敏锐的内容。

　　所以我可以展望，到十年之后，也许维也纳乐团在策划它的音乐季的时候，除了5月份留给萨尔斯堡音乐节一周的时间以外，也会给北京国际音乐节留一周的时间，也许三场坐在乐池里，两场是交响音乐会，这种可能性我现在真是觉得有这个信心掌握，唯一需要祈祷、需要期待的就是我们的国家安定、我们的社会和谐，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马克思说的还是对，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富足的国家，再有能力的人这个事也做不成。

　　英国人爱玩文字游戏，这个事是在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时间、由恰当的人做的事，用中国人的话简单的说就是適逢其时、应运而生，我认为就在这儿。简单说几句，大家不要见笑。

　　主持人：王健刚才说的我也有同感，当时余隆提出这个事以后，当时我们在北京操作这个市场很多年了，在我这儿来讲也有担心，我曾经跟他们建议过，刚开始上，一年一届无论从节目源还是资金行不行？当时我还说两年一届行不行？当时余隆一直在坚持，现在看来他当时坚持是对的，那时候有困惑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谢谢王健。

　　下面刘雪枫发言，他从一开始就对音乐节有很大的支持。

　　刘雪枫：接着话题，我也感觉到音乐节诞生于1998年，确实有一种应运而生、顺势而生的感觉。1998年从国内的爱乐的形式，我得自己承认，我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就比较关心当时爱乐发展的趋势，那时候正好是古典音乐在一种四人帮粉碎大热以后，慢慢趋于理性化的时期，也就是说真正喜欢音乐的人都留下了，都成熟起来了。跟风的觉得跟不下去了，也干别的去了。那时候留下的听众群、听众范围应该说对音乐节的诞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烘托作用。

　　在那个时期，一个是咱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一个比较新的阶段，对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那个时候音乐节的诞生虽然有种种的困难，但是它的基础看起来比较理性。在这之后，音乐节不仅要跟国际上很多一流的音乐节在这儿拼节目的质量、拼音乐的水准，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肩负着夯实基础、做音乐普及工作，尤其是培养年轻人、培养一个中坚的喜欢音乐的力量。

　　我觉得这方面，是北京音乐节跟其他国外的音乐节所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在国际化、专业化的同时，还有一种使命就是要肩负着普及培养听众的这么一个使命。这一点，在西方的这些成熟的音乐节当中是不存在这点的。我本来准备了一个发言稿，重点就是讲北京国际音乐节在这十年在普及方面、在音乐走入社区和校园，还有对音乐学院专业的音乐师生、培养，大师课的交流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的稿件也交给音乐节了，也用不着在这儿念了。

　　我想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是音乐普及工作是一个关于社会公共性的问题，是社会公共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音乐的公共生活。这在西方17世纪、18世纪是一个城市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发展的标志，就是在音乐的社会化上，音乐从宫廷、从沙龙里走到社会上，走到市民当中，它对整个市民素质的提高、对社会的发展起的作用是社会学家一直很关注的问题。特别是19世纪到20世纪，音乐在社会生产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都是决定写的，帮助恢复国民的信心、包括提高国民的素质，古典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国近一段时期，它的作用其实很多组织者都很清楚，就是音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也就是今天音乐节做的这个事情，做了十年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个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下一步的音乐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如何使音乐更进一步的社会化，更进一步的公共化。这当中有一个很具体的方面，就是如何在大学生、精英阶层，或者潜在的精英阶层进行音乐普及工作，这种音乐普及就不是一个音乐的ABC的问题，涉及到音乐的较高层面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我听到过一个数据，最近两三年北京国际音乐节观众群增长最快的是大学生群体，一方面是音乐节对大学生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一个是走进校园，而且走进校园并不是粗浅入门的曲目，而是一些较有争议的，或者说具有开拓性的，具有先锋理念的东西，是高起点的介入，介入到大学校园中。

　　另一方面是用一种优惠的票价政策吸引大学生来参与，而且在大学生中招义工，这个义工在大学生的群体当中起着火种剂的作用。往往是这样，因为我认识几个北京市的大学生义工，他们在一个音乐节参与下来，他们班里周围的很多人成为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拥护者和粉丝，在他们个人的博客中都以参与到北京国际音乐节当中为荣，其实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今天上午还记了一句话，这就是属于音乐的参与感和音乐文化的提升和升华之路。这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必由之路，对他一生的成长都很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音乐节如何在进入社区上下工夫。我记得有一位西方的音乐社会学家，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音乐未来的这种社区化，就是必将取代音乐听众的这种阶级化或者是阶层化，因为在西方，通过听音乐还是分一些阶级和阶层的，就是什么样的阶层是什么样的固定的听众群，未来这种阶层化和阶级化可能被社区所代替，就是什么样的社区接受什么样的音乐文化。这点西方有它的优势，西方有它的社区教堂、教区教堂，包括萨尔斯堡有很多的欧洲的音乐节，他们有很多的节目都属于社区，因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教堂，教堂在音乐节当中演出不断，这种演出听众以本地人为主，反倒是大剧院、大音乐厅的听众都是以游客为主。

　　没有了本地的市民的支持，这个音乐节也不能算是成功的，我想北京一个未来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如何让北京的市民最大限度地介入到音乐节中来，或者作为听众、或者作为参与者，这是音乐节健康发展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北京比起西方的音乐节城市显得太大了，再一个还有演出场所的限制。但是我想在国内舆论宣传自有中国特色和优势，我想在音乐节举办时期的前后，如何营造这种氛围，如何让市民在这期间参与进来。最可操办、最有力的措施就是怎么样让音乐节走入社区，北京的社区很多，而且配套设施各方面的设施特别齐全，未来的业主活动中心也好、会所也好可能都会提供比较高级的演出场所，社区目前现在据我了解也是尽可能地安排很多这样的活动，我想音乐节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尝试，以后怎么样在跟社区的联络和发展，这个社区肯定是要作为当下的一种最重要的基层单位，而不是它以前的所谓街道。

　　比如说社区现在自己自成体系，各个方面比较齐全，所以说在传播文化方面，社区未来所扮演的角色肯定也会越来越重要。我觉得音乐节下一步在公共生活、公共化方面还是发展出社区的音乐文化。另外就是音乐节为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举办大师班，我觉得这个期间应该是作为音乐学院的大学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参与过几次这样的大师班，作为旁听者，这种大师班，可以说一个学生学了四年，这个大师班有时候10几分钟半个小时的大师的讲解，可能是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音乐发展一生的方向，因为大师有一种言简意赅的，可以说自己一生经验浓缩的结果。

　　本来是有一个发言稿，今天一直没有做即兴发言的准备，想拿稿来念，时间有限，自己大致说一下这个意思，我是觉得音乐节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是任重道远的，因为这种普及工作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解决的，还要一直地坚持下去。我就讲这些。

　　主持人：谢谢刘雪枫，凡是正式写了稿子的，我们都会把它整理成册，好好研究，其中好的建议我们会采纳。爱乐乐团从它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届都是音乐节的演出的主力军，刚才本来想让刘团长讲讲，他说不讲。

　　广州交响乐团余其铿厅长还是广州的团长，参加了好几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作品，特别是歌剧包括音乐会，这十年了，感谢余厅和广交，下面请余厅长讲讲。

　　余其铿：我大概是今天开会唯一一个从外地到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

　　其实不单是因为广交是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次数最多的外地音乐团体，更重要的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广州交响乐团近1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广交是参加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和第五届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前三届都是为三部歌剧进行伴奏。事实上广州交响乐团是1997年进行体制改革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在国内的音乐团体进行体制改革广交是继国交之后的第二个进行体制改革的交响团体。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上至领导、包括我这个团长、老百姓大家心里没底，体现改革的重要标志就是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就是艺术质量是否也所提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如何来衡量音乐团改革以后的艺术质量的标准呢？除了在广东本地的专家和观众的反映以外，其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得到国内权威的专业人士的认可。大家都知道，北京首都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98年的时候，刚好余隆来指挥广交的新年音乐会，那个时候余隆还不是我们广交的总监，是5年以后才是我们广交的总监。他看到了广交在体制改革以后整个的水平提高得很快，于是他就邀请广交来参加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而且非常大胆地把歌剧艺术家生涯的任务交给了一个从来没有担任过歌剧演出的交响乐团。结果大家很清楚，在这次第一届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广交比较好的表现，得到了京城业内人士以及观众的各方面的好评，被誉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匹黑马，当然十年前的广交水平和现在的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当时大家更多的是觉得来自于一个商业气候很浓厚的娱乐文化氛围很高的一个城市，大家更多的是对广交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

　　但是恰恰是因为北京的业界和媒体的这样对广交的赞誉和报道，对于广东省政府的领导对广交改革的决心和支持力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我说了，因为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路怎么走谁心中都没数，但是广交在改革一年以后，在京城的演出中取得这样的反响，无疑对我们主管领导来讲是打了一针强心针。最后连续三年广交都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出现，这样直到我们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对于广交的支持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当然了，作为一个音乐节、一项文化活动，谁也没有料到能够对一个艺术表演团体产生这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是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自身所具有的影响力。今天我觉得我听了很多同志的发言，大家都列举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包括国际影响和国内的影响。

　　实际上我觉北京国际音乐节确实是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尤其是在音乐领域的对外交流架设了一个非常好的桥梁，真正做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但同时也为国内的艺术团体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觉得广交就是借助这样一个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平台在它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得到了提高。所以，我今天特别要代表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对北京国际音乐节、对北京媒体的同志说一声“谢谢”，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要说，因为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从政府职能部门的角度去审视这样一个成功的文化事件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北京国际音乐节应该说是在政府举办大型文化活动中体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行政体制改革当中，一直提出要政事分离、政企分离，尤其对文化部门提出要求从原来的办文化转变为管文化，事实过去很多一直以来解放几十年，我们所有的大型文化活动，都是由政府的文化职能部门来操办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常设机构，是一个非政府体制的机构，而北京市就把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交给了这样一个非政府的机构来举办，而且办得非常成功，所以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从政府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事情，这方面应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记得前年我去浙江参加中国第七届艺术界在浙江省举办的，浙江省艺术厅长办完以后就病倒了，而且整个浙江省政府除了文化厅以外还动员了所有的部门出来进行接待工作，就是一个中国艺术节调动了整个浙江省政府，这也就是政府办文化的弊端，但是反过来我看，十年来我都跟北京国际音乐节有过很密切的联系，我看降巩民局长做的很潇洒，我觉得降局长应该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不定他就能升官了。这是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跟第二个话题有联系，政府转变职能把一些重大的项目交给一些非政府体制的机构来承办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有效率的管理团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话题。

　　其实北京国际音乐节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以余隆为首的非常敬业的、与国际接轨的，按照国际职业规范管理的高效率的管理团队，我觉得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今天上午有人发言提到了，有很多的演出中介商，一年到头有很多演出，政府一年到头各地的政府也举办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政府的活动，但是真正非常成功的、非常有效的并不是很多，而北京国际音乐节在这众多的文化活动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音乐领域唯一办的规格和规模最成功的音乐节，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余隆为首的管理团队。但凡一件事要办成，我们通常说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有我们先进文化方向的制定；地利是北京这个首都，我们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人和就是有各级政府的支持以外，有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管理团队，所以让北京国际音乐节能够获得成功。

　　北京国际音乐节也造就了余隆这样一批在艺术管理、经营方面的人才，这恰恰也是目前我们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最缺乏的人才，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我们北京国际音乐节里面成功的一个内容，包括余隆出任广交的指挥，在第五届的时候出任广交的指挥总监，余隆同时也把北京国际音乐节很成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带到了广州交响乐团，所以广州交响乐团在后五年的发展和各方面都比原来快得多。刚才发言的那位同志谈到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整个进入社区进行艺术普及，余隆恰恰就把这样一个理念带到了广交，今年是广交建团50周年，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首个庆祝活动是在全国5个高校进行普及音乐会的演出，作为一个艺术表演团体来讲，一反常态，不进行商业的巡演，而是进行公益性的为大学生进行普及音乐会演出，明天中午我就跟余隆总监从这里出发到成都跟乐团会合，我们分别选择了成都的四川大学、西安交大、南京的武汉大学、最后一站在北京大学，进行名为“走进交响乐”普及音乐会的高校巡演，这恰恰是余隆把北京国际音乐节成功的管理经验理念带到一个团体的建设中去。

　　我要说的就是这三个话题，最后祝愿北京国际音乐节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余厅，谢谢广交。余隆现在是四个总监，一个是中国爱乐的总监，一个是广州交响乐团的总监，还有一个头衔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总监，刚才余厅在说到升官这事的时候，我就琢磨这事，像我们干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由音乐台台长升到了文化局局长，已经升官了。在座的各位媒体，好多从第一届开始参与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都升官了，没有升官的努力，继续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都能走上你们应该去的岗位。

　　因为咱们的研讨会主办一方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今天上午艺术研究院的院长王文章先生要亲自来，今天有事来不了，委托了音乐所的所长张振涛先生来宣读一下。

　　张振涛：我代表我们王院长，我就照本宣科了。“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概念””从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之日起，办出中国特色就成为组织者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之一。但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怎样界定它的内涵，在节目的策划和运作中怎样加以具体的实施，凡此种种，举办者和有关方面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思考与探索过程，而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气派”到“中国概念”的转移，再认识上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模糊到清晰，由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变迁过程。

　　第一部分，中国概念的提出，在前三届的节目单上，人们见到体现中国特色的节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中国管弦乐曲第二中国合唱曲，第三各种形式的民族协奏、合奏、独奏曲。第四，少数民族音乐专场，如西藏、内蒙古、纳西古乐，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既有经典的作品也有新创作的作品，演奏形式上既有西方管弦乐队的，也有中国民间管弦乐队的。既有器乐的也有声乐的，既有合奏的也有独奏的。应该说一中一西有点有面，而且还特别把少数民族的音乐会专场做到音乐节中，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到这个时候，虽然实际工作做了许多，仍然没有明确提出任何口号。真正打出旗号的是第四届国际音乐节上，当时的提法是国际水准、中国特色、北京气派。客观地说，这种提法已经显示出组织者对节目的中国特色提高了认识程度和关注的程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始把中国特色的概念变得自觉起来，按今天的理解国际水准应该是名作、名家、名团，中国特色则是原创节目自身的定位，北京气派更多的体现在节目整体的方案策划和整体的实施上。

　　在这届艺术界中有两个很前卫、很另类的中国现代作品，谭盾的《卧虎藏龙的》协奏曲和《永恒的水》协奏曲》，这是这两个有中国特色的新作品在演出后引起的舆论，和理论界的轩然大波，从而使中国风格的新作品成为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也给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组织者以启发，这个舞台应该成为展示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主要平台，北京国际音乐节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让更多新作品上演，使中国新作品的创作上一个台阶，于是在接下来的第五届分别推出了陈其钢和叶小刚的专场新作品音乐会，在第六届强力推出了郭文景的两部中国歌剧《狂人日记》和《夜宴》，也是在第五届上，艺术总监余隆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口号中的“中国特色”调整为“中国气派”，一方面表达了推动当代音乐创作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发展中国新作品方面要上规模，上档次。

　　在2002年举行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研讨会上，中国气派的提法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有的专家指出，北京国际音乐节就应该与其他国际音乐节有根本的不同，应该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音乐为己任，进而提出现代音乐的推广由谁来做，怎么做，怎样面向学生和大众的问题等。因此可以认为，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是认识、推广中国现代音乐作品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其实在第五届喊出来中国气派”的时候曾经也有人提出过“中国概念”，也许在认识上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及或者市场还未及发育到一定规模，总之在后来的几年之中不再有人提及。直到2006年第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提出“一个概念、四个专题”时，才正式把“中国概念”再次提出，从而取代了界定相对模糊的“中国气派”。为了强化“中国概念”，第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力推4套中国作品，分别是：7位当代有成就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会；《难忘的旋律•红色经典——交响京剧选萃演唱会》；法国小提琴大师杜梅演奏中国的小的提琴协奏曲《梁祝》；江苏省昆剧院新版制作昆曲《桃花扇》。事实证明，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给“中国概念”以最好的脚注。

　　二、中国概念的内容

　　“中国概念”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不仅得到了国际乐坛的认可，也在国内乐坛确立了坚实的的地位。郭文景、谭盾、瞿小松等7位中国现代作曲家的集体登场，参演的作品无论新旧都是作曲家精心挑选，国际顶尖别现代室内乐团的演奏，演出后观众长时间的鼓掌祝贺场面，各个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当今世界的音乐格局中已经形成“中国流派”，而且每个人都在强大的现代音乐系统中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他们从形单影只的苦斗到以一个群体进入国际现代音乐创作的主流，这是来之不易的。艰难的耕耘过后，他们迎来了丰厚的收获，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此时刻，北京国际音乐节张名昭目地提出“中国概念”可谓正逢其时。

　　如果说“中国概念”是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一种确认和激励的话，那么对传统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创作其实是一个回望或者说总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第一届起，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构成上，民族管弦乐作品的演奏就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形成了一个惯例，几乎每年都要推出适当唱词的民族作品音乐会。虽然其中经典的保留作品居多，但也有为音乐节创作的新作品。集中江南丝竹，潮州丝弦，琵琶合奏等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他器乐独奏、协奏的作品更不计其数。这里所说的还不包括声乐作品和少数民族专场音乐会。稍微遗憾的是，这些民族民间作品的创作还不够踊跃，节目安排也不够有序，缺乏系统性的规划，但既然“中国概念”已经确立，这些民族管弦乐作品理应纳入其中的范畴，需要向推动现代音乐创作那样推动民族民间音乐的创作，并在以后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使之形成规模。

　　在上，还有一个方面也应该包括在“中国概念”的视野之内，这就是传统民间吸取的拓展与改革。引人注目的亮点是2004年上演的全本昆曲《牡丹亭》和2006年上演的加长版《桃花扇》。明代吸取家汤显祖的昆剧经典连本大戏《牡丹亭》成了第7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之一，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以及台湾艺术家白先勇、王童、林克华联袂加盟演出，现场反响相当热烈，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这令各方面都始料不及。而206年上下两折四个多小时的《桃花扇》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上演也引起了同样的轰动，上座率竟然达到了80%，连很少接触传统戏曲的同学都看的津津有味。而干舷乐队版的京剧《杨门女将》和《交响京剧选萃演唱会》等，则对传统戏剧交响化做了新的探索。

　　三、“中国概念”的延伸

　　如果说“中国概念”曾从创意上规划了节目构架的整体思路，从内容上确立了现代和传统两个维度，那么这个概念还有继续延伸的空间。一方面，我们在创作之外也逐渐形成了一支国际水平的演奏队伍(以朗朗、李云迪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人)，他们不但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最高演奏水准，同时也以他们的影响力给北京国际音乐节增加了含金量。包括中国爱乐乐团，除了古典，他们演奏的中国现代作品的水准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好评。而让国外的艺术家演奏中国作品则是““中国概念”概念”的另一种延伸，也算是别开生面。第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法国小提琴大师杜梅演奏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吸引了不少眼球。虽然在此之前日本演奏家西崎重子也曾不止一次演奏过这个作品，但她毕竟是东方人。而西方的艺术家又会有所不同。虽然事后人们对杜美化的评价各不相同，但这种尝试对推动中国作品、扩大“中国概念”的影响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概念”的延伸还表现创作、演奏以外的制作上。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鼻子》首次在中国上演了中文版，说起来有些吃力不讨好，但由中国艺术家自己导演，自己指挥，包括灯光、舞美、服装道具统统由我们来完成，这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难怪张国勇院长感言，音乐节“每年都能够有新鲜的主题创意，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做到过的，既能够影响世界，又很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另一个舞台制作上，“中国概念”不仅仅是延伸，而且可以说是大方光彩。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集合了两岸三地一流的艺术家组成实力阵容，对剧本、舞美、造型等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构思。在情节、舞美、服装等多方面凸显了“中国味道”。全剧保持了干净的灰白色调，以写意的精神，呈现苏州园林黑瓦白墙、清新雅致的建筑美感。同样，代表中国古典戏曲最个高成就的《桃花扇》，在视觉效果上也毫不逊色。戏中有戏，景中有景，可以移动的小舞台既取了江南水榭的意境，又是古代戏楼的变形。舞台背景是《南朝繁会图》，绘有秦淮两岸诗情画意的优美景色，让年轻的观众在好听之外又觉得“好看”。由此可见，让“中国概念”向纵深发展，非常有助于让很少接触传统戏曲的观众走进剧场。

　　四、“中国概念”的完善与期待

　　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到“中国概念”，北京国际音乐节经过了6年的历程。其中也有很多地方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如在节目的配置上，经典和现代的作品怎样搭配更合理？怎样让成熟的节目品牌化，从而进一步打造核心的竞争力？怎么能使中国概念的节目走出舞台，走向学生和大众，让其影响更为深入人心，让观众从“小众”逐步成为更扩大的群体？音乐节的节目(包括引进的西方经典曲目)有没有更中国化的传播方式？柏林夏季森林音乐会那样的露天演出对我们有什么启发能不能以演出平台为轴心进行多平台链接，把音乐、交通、旅游等构建为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文化平台？怎样让“中国概念”和“北京特色”擦出火花？这些问题都需要主办者静下心来做进一步的、深一层的思考。

　　主持人：谢谢王院长和张科长。中央歌剧院中国歌剧的主力军，今天中央歌剧院的副院长黄小曼也来了，我们请黄小曼老发言。

　　黄小曼：首先我祝贺能有一个十周年的庆典来总结一下我们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我我也很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在整个节目的构成中把歌剧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而且确实可以说是成绩显著，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因为歌剧的制作和演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和艺术的高水准的演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音乐节，它的核心能不能把歌剧做好，我觉得是一个标志。当然了余隆在这里面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他也曾经是我们剧院的常任指挥，那时候他还非常的年轻。作为余隆带领这么一个团队，真正带领团队为北京中国打造一个国际化的舞台，这里面的艰辛和甘苦可能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我已经听到了很多同志的表扬和建议，我都非常的赞同。

　　在歌剧的制作方面，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是达到了它的高度，它是一个剧院所不及的，因为一个剧院和一个音乐节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在歌剧的生产甚至到创作上，一个是反复地演经典的歌剧，一个是在鼓励中国作曲家的创作剧目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得到了相当好的评价，因为歌剧实际上我把它称之为王冠上的钻石，确实是把它搁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它会发出很漂亮的光芒。在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个平台上歌剧确实闪烁出了它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使人们在目前整个的歌剧的演出和制作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能坚持作为一个歌剧的中坚力量来做，我很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作为一个歌剧人，歌剧的演出就是自己的梦想，能在音乐节当中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歌剧的演出，作为北京的观众首先就是一大幸事，因为歌剧的演出近乎于一种仪式，在我们心目中它是非常神圣的，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经过自己10年的努力，使这一个领域在北京首都的观众当中得到了认可，而且逐渐培养了大量的观众，让人们看到了大制作是怎样的，小制作又是怎样的，就是各种多方位的表现，我想北京国际音乐节实际上它的成功之处别的领域不做评价，但是在歌剧领域是非常钦佩、非常不容易，表示感谢，这是我想说的一个方向。

　　现在回到音乐方面，不光是歌剧，作为一个音乐人一个从事几十年在音乐工作上努力的人，现在大家吃饱饭了，社会渐渐走向小康了，温饱解决了精神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应该思考的，一面是公园里面很多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围在一起学习简谱的歌曲，他们原来是自己会唱或者耳朵听到过的，拿着简谱，围着一大圈一大圈的老人在那儿学习，或者有几个老人拉二胡，一页一页的翻着大字报抄成的歌片在那儿站着唱，对音乐的这种饥渴，一方面是我们的精简艺术和高雅艺术的舞台，呈现出的这种高端的演出，这个反差是相当大的，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应该在这中间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历史的责任。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断层，使很多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但是他们在音乐艺术方面几乎是空白。除了8个样板戏以外，可能很多东西不了解，不能怪他们，我觉得是怪我们做这些工作做得不够。所以我总想利用自己的力量能在音乐普及方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放下架子走出象牙塔，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使音乐真正深入到我国人民的心目中。

　　当然我指的这个音乐是世界性的，不是光是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因为我想只有世界性的才是民族的，这点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体现了这一点。作为一名普通的音乐工作者，想办法脚踏实地的，真真正正的去做，也是像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做出高端、做出世界的水平，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就要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个时候我非常庆幸我们有一个北京国际音乐节，代表了文化大国的水准，我也祝愿北京国际音乐节现在只是一个初生的婴儿，10岁也不算太大，我希望它真正发展壮大，坚持下去成为我们对音乐上、艺术上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梦。当然这个梦可以通过工作中去实现，但是我们的理想是不会变的，对音乐、对艺术的追求、对精神上的享受我觉得是不会变的。

　　在中国培养更多的观众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应该下大力气去做的。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关于文化和企业的结合点，因为这是我们文化人最困惑的一点，也是余隆同志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说音乐节能坚持下来，有政府的指导如果没有资金、没有赞助这都是零，这方面如果让不了解我们领域的人来理解我们来支持我们，这需要动用智慧，在这方面我觉得余隆的团队做得相当的出色，所以才能使北京国际音乐节走到今天还继续地更好地走下去。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总想在各个场合尽量地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人们知道艺术音乐是多好的一个领域，一个需要去探索、需要去了解需要去学习的。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让观众建立一个提倡剧场艺术、走进剧场，这可能是在多元化的文化现在的大氛围中我们很难的一点，因为好多观众实际上不一定不喜欢，但是让他真正建立一个走进剧场的习惯可能比较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怎么动脑筋、想办法，建立剧场艺术、提倡剧场艺术，这样可能最后我们的好多好的演出真正能使人们得到享受。我也是临时想到了这三个问题，谢谢。

　　主持人：谢谢黄院长，黄院长刚才提到了余隆曾任中央歌剧院的常任指挥，我刚才想起一件事来，余隆其实为北京市文化方面做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不说了。还有一个是北京青年音乐会，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意义上的青年音乐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今年进入了第11个年头，但是在92、93、94的时候余隆在中央歌剧院就首先提出了北京青年音乐会的概念，所以北京市应该给余隆授一个北京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别让湖北人来觉得那么骄傲，有人让我爆料，我今天也爆一爆，湖北一位主要领导见了余隆以后激动得不的了，他说我们湖北出了两个著名的指挥家，一个是余隆，另一个就是周舟，那是著名指挥家，指挥的乐团High了去了。这是真事，不是一个故事。别让湖北人老觉得那么荣誉，这是北京人的荣誉。

　　下面是人民音乐副总编于庆新。

　　于庆新：刚才诸位专家领导们都讲的都非常全面，我从第一届也一直关注北京国际音乐节，很多节目看了，有一些也没有看，刚才大家在成绩方面的充分肯定我觉得都不恰当，都不过分。我就想谈一个问题，就关于中国作品的问题，这个事因为我在音乐界参加过几次会，下面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就是有褒有贬，也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还是觉得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当然也有人提的不够，甚至去年在有些会上有的人讲的非常尖锐，有一次余隆参加一个会，后来你走了，有的人提出来甚至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外国作品为主的平台，应该是以中国作品为主的平台，当时下面有些人讲这样的意见。下面我也考虑了，我觉得这个意见有些偏激了，我们不要长期形成一种思维习惯，搞一个什么东西都需要大而全，面面俱到，我觉得一个活动有自己的一个特色，作为我们几十年长期封闭的这样的国家，作为外国古典的优秀的作品，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向国内的人来介绍，提高国内、包括市民、大学生也好他们这方面的文化素质，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做的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不必指责为什么不搞中国的，应该是以中国为主的，我觉得这是过去一种片面的思维习惯。

　　所以我认为不必求全。目前这个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一个品牌一个特色，确实北京国际音乐节不光是北京的事了，应该是中国音乐界的大事，如果要说作为加强来说，也可以适当在这方面增加一些比重。比如说除了以前我们搞过的我们目前中青年作曲家的专场音乐会以外，适当加一点综合性的，真正现在又有档次又有品位，确实能够开一个专场的，目前在北京也好或者上海也好，屈指可数，当然北京还可以有。除了目前大家都熟知的以外，比如说金香(音)、王西林(音)、上海包括践耳、杨丽清(音)、贾达群(音)都是有的。如果长期做下去的话，仅仅局限一个指挥家就不会很多，我提一个建议，中国作曲家作品专场音乐会，五个作曲家或者四个作曲家一人出一个响当当的作品，这样的场次适当的增加一点，我提这么一个建议。

　　主持人：刚才开了一个玩笑，从北京市从一开始就跑国际音乐节的这些媒体记者80%都升官了，也不尽其然，谌强就属于20%的，一直兢兢业业奋斗在第一线，不过现在不错了，在国际音乐节的《影响》杂志当主编。从第一年像一头老黄牛勤勤恳恳的跑，请他来说一说。

　　谌强：谈一点感受，在音乐界这么多年，经常听到音乐节说这样一句话，“感谢各级政府、领导，感谢艺术家、感谢媒体、感谢赞助商、感谢观众”，所有的都说了，我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我喜爱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或者从媒体来说应该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因为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在路边买了一本提线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纪念王小波十年，有一个回忆当年的一点事，他是跟王孝波(音)插队，他们是邻居。回去的时候，王孝波(音)父亲经常跟他说，跟王孝波带点东西，关键他说，他从王孝波父亲那里受到了很多教育。他父亲说，在这个年代，别以为知识是没有用的，要学，今后是有用的，十年以后现在回忆的文章说，幸好当年有这样一个教育，王小波的父亲说如果你缺这么一个东西，你可能永远是一个白丁，他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教育，所以他现在不是白丁。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没有音乐节呢？我想大家都会过日子、工作、生活，唯一在表面看，就是大家不经常坐在一块儿，没有研讨会而已，这是表面。但是我觉得对人的精神的影响恐怕是看不出来的。

　　我的感受是作为一个音乐节来说，如果十年没有，我们一样要工作、一样要生活，但是我们会非常平凡，生活会缺少很多东西。刚才说北京市应该给余隆授予一个荣誉市民什么的，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北京国际音乐节，我们这个城市也会平淡，北京继续会发展，但是它缺少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恐怕是语言不能形容的，十年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社会给我们精神层面带来的进步，功莫大焉！对于未来而言，30年、50年、100年再回过头来看，那真是功莫大焉，这种影响将是永远的，所以我说对我的感受应该是做什么，开玩笑说什么什么升官了，这个意思就是音乐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不是一个官不官的问题了，大家有进步更好，我希望在座的都有进步，其实我自己已经觉得很进步了，就是在精神上的收获是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年前在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灵魂人物与团队精神，我觉得音乐节能做到今天，又回到了音乐节的话题了，余隆他们感谢的往往是领导、赞助商、媒体、观众、艺术家。但是从我们作为爱乐者来说，我们要感谢音乐节，这个音乐节的灵魂人物是余隆，他带领的团队，我发现提到最多的都是谈它的专业性，这个灵魂人物、团队精神有它的专业性、有它超前的理念，有它符合国际运作的方式和做法，这是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大家都总结过了，我只作为一个爱乐者来说，感谢音乐节，感谢余隆总监和他的团队。

　　主持人：我也感谢谌强。因为我们原来一直提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北京国际音乐节音乐爱好者盛大的节日，过去十年前没有的时候，那演出都是零散的，都有。但是从98年以后，越做越深入人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讲，包括我们媒体，特别是专业的媒体，都盼望着每年的金秋十月，一到这前后，就开始琢磨这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怎么样了，有一个念想。

　　但是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团队来说，真到快忙完的时候，并没有休息的概念，要想着明年的音乐节怎么办。所以是一个轮回，但是作为音乐节来讲，很多人养成了一个习惯，而且习惯的人数在增加，一年比一年多，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观众群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是以几何数据往上增长的。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了半天，如果没有观众，或者观众在逐年减少，感谢谁也没有用。音乐节走到今天能够被大家所认可，一方面说到余隆，说到团队，再一个说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再有赞助商的支持，还有专业节目源的策划，走到今天，我相信第12年、13年、14年肯定比第8年、第9年、第10年好得多。

　　我们都在期盼着北京国际音乐节形成了音乐爱好者盛大的节日，让大家有所企盼，当然对音乐节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为今后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接下来，有没有大家想发言的。曹立群保利文化公司副总，也是著名发烧级的人物和专家。

　　曹立群：其实我要说的在《影响》这期刊物里已经说完了，不再重复念了接着刚才树荣说的话题再说两句。每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是音乐爱好者的盛大的节日。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我们的一个节日。因为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的人都有自己聚会的方式，都有自己热爱生活的方式，而热爱古典音乐恰恰是我们这些人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不管是曾经做媒体或者做演出，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古典音乐爱好者，确实每年都期盼着这个时间的到来。甚至据我所知，有的远在外地，比如说宁波或者南方的这些城市，国际音乐节这些重要的场次他们都跑到北京来看，如果不把它作为一种节日，没有心向往之的期盼，不可能花这么大的财力和心力往这里跑。知道有这样的信息传来就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真是万难之难，在中国人来讲是开天辟地的事情。亿

　　在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历史上做成这样一个平台，让这么多人有这样一个欢乐的，愉快的，能够欣赏到最高登记等级水平的古典音乐的盛会，这个节日确实值得纪念。它有十周年，肯定还会有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五十周年，这是一定的。现在能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包括这个团队方方面面的专家，各方面的对北京国际音乐节关注的人士，辐射的古典音乐的范畴，每一个人除了过节的心理，都还有一种信念在其中支撑，你和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做音乐节的理念和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传统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民族民间音乐，这是西方音乐的传统，到中国来做一个舶来品最多可能都不会超过100年的时间，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传统上开出有我们自己特点的花朵来我觉得尤其难得。

　　所以为什么我在《影响》上做的专题文章上是关于中国概念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它不是我们的，因为它是舶来的东西，我们如果只是搞成一个party我们在这儿快乐一下，远非余隆的团队，远非热爱古典音乐的同仁所要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或者最终的目标，我们更好的目标或者更高级的目标在这里贯穿着我们的一种理想的信念，在全球古典音乐衰落的时候，我们到国外买唱片不是到地下三层就是到底层买，古典音乐的唱片会被记在越来越小的角落里，其实这么好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一定是精华，不管中间的变化有多少，难度有多大。我们除了把它作为一个节日，还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来坚持做，这样才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对于中国品牌，北京特色、中国特色，中国概念的提出，从一种不自觉到自觉，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化，这条路是应该走下去的。为此无论从创作到欣赏，甚至到古典音乐的演奏和传播，才会有自己的根和底的东西，否则拿出来的东西是演别人的，或者请别人来演，一定是水上浮萍类的东西。

　　我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做了十年，积累了方方面面这么多经验，我想把这种理念贯穿其中，可能再过十年或者五年、八年，可能中国特色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真的应该是和世界上所有的音乐节都不一样，不能提起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只是请来国外的腕，国外最好的团，最一流的团演奏最好的作曲家的东西，这一定近期的目标，我们远期的目标从创作、到欣赏到传播让有中国特色严肃的音乐会作得更好，更远。当然，如果我们能把更严肃的东西做得更轻松一点，更好玩儿一点，传播起来才可能有更大的影响力，今后是否在这些方面，传播的方式上传播的渠道上和其他平台的链接上做一些尝试性的东西，可能会比只是在相对窄化的圈子里，生命力会更长，影响力会更大。谢谢。

　　主持人：北京音乐台十年前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办和发起单位，现在邵军我们都从音乐台出来了，现在张勤把这个接力棒拿过来了，她现在是北京音乐台的台长，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的秘书长，下面请张勤代表音乐台表个态。

　　张勤：我应该作为工作人员来参加这个会，来学习，通过开这个会心情非常激动，我想表个态，就临时拉了一个提纲。

　　音乐节的创意和酝酿应该是在我的老领导和我的各位师哥们的一次茶饮当中，它的进程是在音乐台食堂的每天午餐当中，随着每一顿饭一步一步地推进，这一点余总监也有印象，当时每一次吃午饭我们的话题都是音乐节。余总监也像今天的降局说的那样，穿一个黑大衣，一直在琢磨回国以后到底做什么事情，所以每天中午在音乐台每天说的都是这个话题。

　　音乐节的知名度也是在最初非常简陋的环境之下逐步地推进，到今非昔比的办公环境以及成熟的理念和高水准的操作团队使它名声鹊起。回想起十年的历程，我的心情确实非常激动，十年来音乐台对音乐节的宣传应该说不遗余力，甚至可以说歇斯底里。这个话说得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对于我们的主持人，对于我们第一届音乐节来讲，我们的降台长当时就说，如果不宣传，音乐节第一年就会死掉，所以在第一年我们的宣传当中，可以说我们全天的版面全部出来宣传，所以用歇斯底里这个词，可以说是对小生命的呵护的意义来讲一点都不过分。

　　后来音乐节根据发展的需要，我们音乐台从主办单位之一，逐步退到幕后，主要做宣传工作。我们全体的主持人也没有一天不认为它是我们永远的骄傲。音乐台历来主张把音乐中最受大众欢迎的主要的类型做到极致，因此交响音乐和当今受众的欣赏主体——流行音乐，一直在97.4这个频道中相濡以沫，并驾齐驱。我们不能想象我们的听众如果没有了97.4我们的编辑们为他们播出的交响音乐，没有了每年国际音乐节的现场转播，为听众带来了众多大师们的风采，没有了我们从不远万里的萨尔斯堡的德国的森林花园、西美的布拉格、浪漫的德国等这些国家转回来的一场场的现场音乐会，我们北京的国际地位，我们北京人的风貌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和提升。

　　交响音乐的受众同样是我们服务的目标，一样需要我们具有良好的素质、具有良好音乐素质的编辑们是主持人细心呵护，因此也就有了从音乐台成立了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么一支对这一类型受众充满感情、对交响乐充满崇敬的编辑队伍，在一直非常耐得住寂寞的状态下，履行着专业媒体应该履行的责任。

　　发起音乐节的动意以及平时的潜移默化的引导还不够，我们还在探索用多种多样活泼贴近的形式来向大家介绍交响音乐，使交响音乐的唯美和精湛的展示最大化，让大家来了解和走近交响乐。在这里，我提前透露一下，树荣知道，我们音乐广播和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了一个交响乐团，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消息之后就问，你们这个媒体当然不能说和中央电视台和北京重视太比，但是在业内你们是专业的广播，你们为什么不成立专业的团体。

　　我们当时这样想，专业的交响乐团在北京一点不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面向大众，我们要专门和专业的交响乐团产生一个互补，之所以能成立起交响乐团也是多年来国际音乐节以及我们所有的媒体同志们对交响乐的普及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来自于受众，服务于受众，也就定位在了为听众和专业团体非常不同的特殊层面突出广播的大众性的特点，同时以非常贴近的手法向我们的受众继续介绍交响音乐。可能从业余的选手当中，老百姓认识交响音乐更容易接受，当然业余选手的概念不是不具备一定的演奏水准，而是说他不是职业的演奏人员。

　　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和探索，确实我们在不遗余力地在想办法，而且我们通过诚邀的名誉艺术总监、艺术顾问和乐团成立那一天，我们嘉宾演唱的歌唱家和客座指挥的热情受聘，可以看出我们的动意得到了他们热情的肯定，也体现出了社会的需求。所以我们音乐台应当永远是社会受众需求的晴雨表。

　　音乐台对北京乃至全国交响乐的事业今后我们都将是责无旁贷的，需要我们无偿宣传的是最好最简单的，今天在座的各位包括广东远道而来的贵宾们，都是我们常年从事交响乐的专家们，如果你们需要我们音乐台来宣传，没有任何赞助和经济上的赞助是最容易通过，如果有赞助、需要广告回报的，只要把我对面的张树荣搞定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他负责我们总体台里的广告，由于他有特殊的身份在那里搞广告，其实不用搞就可以定了，没有问题。以后大家需要在北京做宣传，就可以找我，张树荣肯定是大力支持。这里在宣传方面的想法。

　　说句题外话，交响乐这么多年来实际它的普及是非常见效的，有很多的企业包括非常不起眼的一些部门有的时候碰到他们，因为我们有时候跟广告客户打交道，有一些企业经理非常感兴趣，我们交响也普及的工作现在得到了这样的成效，如果我们交响乐的普及那里都有，我们交响乐爱好者的春天都到来了，我们做事情就会非常方便。

　　最后要代表我们的音乐台，代表我们的听众，向十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优秀的团队致敬，向已经有了十年运作经验，但是依然年轻的余隆总监致敬，并希望余隆总监还能到我们音乐台的食堂吃饭，领导们虽然都走了，但是我可以陪您吃，同时热情地诚邀您，根据您的时间，出任北京音乐广播五•一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大指。谢谢余总监、谢谢大家。

　　主持人：余隆已经原则上答应了。北京音乐台到现在为止还是北京音乐节最主要的支持单位，无论是在宣传还是各个方面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这十年来，确实从一开始音乐台直接参与操作，后来曼内斯地因为主办单位的投入特别大，市委、市政府、文化部，这样的话音乐台从自身的规格会一点一点往下退，但是它起的作用十年来没有消退，我以我特殊的身份向音乐台表示感谢。

　　周凡夫：我准备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最近我在赶一本书写了50多万字，这些文字里面可以看到过去音乐节整个发展过程，九年里面我来过六届，中间有三届没来。有一点感受，看到第一年的情况每个人好象都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一样，其实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另外一个是香港的艺术界，今年是35年，香港的艺术节和北京的国际音乐节很不一样，我来之前看到香港艺术节今年发表出来的成果，他们卖票的比率平均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是97%，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数，再走下去不晓得他们怎么走，因为数字总是有一个尽头。强调这个数字没有特别的意思存在。我作为一个搞文化评论的人，怎样用评论的角度来看北京国际音乐节，可能会谈一两个小时都谈不完，可是很简单的谈一两句好象不公平。我有两方面的观点，希望大家留意。

　　刚才说到感谢很多人，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好象忘记了，对音乐节的存在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作曲家，如果没有作曲家基本不可能有音乐节的存在，不但是音乐节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其实应该鼓励培养更多的作曲家，辅佐更多的作曲家，鼓励更多的作曲家出来，不然音乐节只能不断的炒冷饭，音乐节成功了，应该谢谢我们的作曲家。

　　第二点，从历史上来看，伟大的城市不但是经济很发达，也一定是文化很发达的城市，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罗马、雅典是伟大的城市，他们的经济很发达，文化也很发达。现在的纽约和伦敦也是一样，都是伟大的城市，他们在经济上都是走的很高端，也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我看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应该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将北京也提升到不但是一个经济的中心，还是一个伟大文化城市。我想这应该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二个十年的目标。

　　主持人：感谢以上所有的领导和专家以及新闻媒体的发言。今天有几个背景，一个是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到了第十个年头，值得庆贺。第二，今年的十月份要召开党的十七大会议，这个时间正好和今年国际音乐节的时间相吻合。第三，这是奥运会前的最后一届奥运会，距离2008年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是2008年之前的一届音乐节，所以包括余隆在内的团队在认真的做第十个年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的研讨会我们会把各位专家、老师、领导、前辈讲的这些内容，特别是一些很有建设性的内容编辑出来，进行很好的研究和吸收，为了更好的把音乐节办好，还是那句话，音乐节是大家的音乐节，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好的，除了有领导的支持，媒体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座的媒体不仅仅是媒体的作用，这十年来有的是从第一年开始，有的是陆陆续续加进来的，这些媒体的团队不像其他的经济报道方面的团队那样，报道完就不理了，我们媒体一直伴随着北京国际音乐节，特别有很多策划和建议是直接沟通的，我们是直通车。这一点越发开始觉得，这些媒体对北京国际音乐节发展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节也是靠媒体的支撑，这一点从余隆，到我们的组委会、艺术基金会都是感同身受的。我也代表他们在研讨会最后的阶段向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余隆：对坚持到最后的各位与会者表示感谢，感谢坚持到最后的各位朋友，尤其是余厅长千里迢迢的飞过来，明天还要飞成都。我现在是“一仆三主”、“四主”、“五主”，余厅长算是一“主”，“主”飞过来也不容易。感谢刘雪枫多年来一直对我给予指导和指教，我是看你的评论文章《爱乐》长大的，他们的评论对我们很有好处，感谢刘雪枫。

　　感谢所有的媒体，十年跟我们在一起。还有今天坐在后面的陈立老师，一直给我们音乐节大力关照。还有诸多的前辈要感谢，还要感谢卞老师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天还要特别感谢张树荣，谢谢你。

　　主持人：大家手里面有一份“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大成就征求意见稿”，这不是很确切，特别是措词方面。基本从十个事件来讲还是可以的，希望大家拿回去之后帮我们仔细的看一看、审一审，十大成就是否可以用这样的提法。第二，对十个事情是否准确。第三，这里面具体的措词是否准确。第四，还有什么需要删改、补充的地方提出新的建议。比如说第四、第五不太够十大成就，还有比这些更好的提出建议。

　　再次感谢所有的老师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