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孙健君聊大学生音乐节 音乐就是生活(图)

学导演半路出家 畅聊乐坛现状 大学练习弹唱 考上清华很平常 孙总学古典出身 学导演为挣钱 曾是音乐老师 曾学习摄影广告 音乐只来自心灵 分析乐坛现状 (点击小图看大图)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视频：高晓松孙建军做客新浪聊大学生音乐节(1) (2) (3)

　　新浪娱乐讯 7月6日下午17时，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派格太和环球传媒总裁孙健君独家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广大网友畅聊大学生音乐节，回忆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校园音乐，并讨论了当今大学生校园音乐的现状。以下为本次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好，欢迎光临新浪聊天室。今天做客新浪聊天室的是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著名的音乐人高晓松先生。

　　高晓松：大家好。

    我们被音乐选择

　　主持人：第二位是孙健君孙先生，孙先生是派格泰合传媒公司的总裁，可能大家现在不一定了解孙先生，但是大家一定会看过联想环球影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孙先生的公司制作的。

　　咱们今天来有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由伊利优酸乳大学生音乐节引出的一些话题，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比赛是有关于大学生制作音乐的，特别想请两位谈一下自己大学时代和音乐有关的话题。首先我想问高晓松，您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哪些歌手的歌曲？

　　高晓松：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因为80年代的大学比较讲究精神、文化，所以基本上流行的东西听的比较少，主要是崔健(听歌)、罗大佑(听歌)，那时候叫“精神领袖”，那种东西特别风靡，自己玩的也都是那点东西，天天想着弄点摇滚，对社会、对时代有点精神贡献的东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那时不叫娱乐，那时把音乐看得很崇高，觉得那是一种人生的重要的武器，以及人生重要的动力式的东西。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会喜欢崔健？

　　高晓松：他们其实是把流行音乐上升到很大的高度，因为崔健和罗大佑，让大家觉得流行音乐不是小打小闹雕虫小技的东西，而是可以和电影、文化、戏剧并肩的一个很生很大的一种源泉，是那样的一种东西。

　　主持人：比较难忘的歌曲有哪些？

　　高晓松：我们那一代，崔健所有的歌、罗大佑所有的歌都会，因为那个时代别的东西很少，当然可能还有别人，以考据他们的歌为荣。所以，每首歌都唱。罗大佑第一次在上海来开音乐会，北京去了几千人，都是我们这个岁数的，几乎从头到尾都会唱。

　　主持人：其中给您影响最大，旋律都至今能熟悉的是哪些歌曲？

　　高晓松：我每首歌都旋律非常清楚。

　　主持人：您大学时是换了学校，您在清华大学本来是天之骄子，因为清华大学非常难进去、非常难考，一旦进去大家都是以仰视的目光看待这个人，但是您依然进了北京电影学院(blog)，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高晓松：第一，我没觉得清华怎么仰视，因为我就住在清华那块，生在那儿，长在那儿。当时我在四中，一年有一百多个考上清华的，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奇怪，反正我们全班都上清华了，我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只不过因为家里以及当时的那种环境，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上了清华。

　　换学校是因为谈了一个恋爱，结果人家比我大，毕业了，再加上清华是五年，人家都是四年，人家新毕业了，我不知道从小谁教我一个坏主意，说男的应该负点责任，别让女的养着，当时那样我都没法让人家养着，可能从小养成这个坏习惯，老想养别人，就想着怎么养活一个人、一个家庭什么的。后来就想学一个马上就能挣钱的，不需要童子功的，比如理工科是很多年的训练，理工科毕了业到你能够做点事，没有十年什么也做不了。比如你想当一个科学家，那你得很多很多年。后来想了想，大概只有做导演这个事是不需要童子功学很多年的，因为全世界有的父母叫孩子5岁学弹琴，6岁学画画，7岁学跳舞，但是没有一个父母叫孩子7岁学导演，所以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事，不需要学很多年。就学那个，果然不出所料，没出半年就拍广告等等，确实可以养好多人。

　　主持人：因为您出身都是书香门第，因为家里都是比较高的知识阶层，您开始学的是导演，够来怎么跟音乐沾上边或者做了音乐这一行？

　　高晓松：人最终做什么跟你年轻时候学什么多大关系，孙总是学音乐的，现在成了传媒公司的老总，刘欢(听歌)是学法语的，老狼(听歌,blog)学电子，学导演的干导演没几个，我还算是幸运的。其实你在生活里慢慢人家来选择你，生活不由你选择，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流行音乐没有一个地方去学，流行音乐就是生活，音乐里的技术成分很简单，关键是你对生活的态度和怎么把它表达出来，那会儿写点歌，当然我没想过做音乐，我其实还是做导演，一直主要的收入靠这个。音乐加起来收入，我从做音乐到今天十几年，全部收入加起来可能还不到某位超女演十分钟一场的钱。真的，我十几年的音乐收入加一起，都不如某一位超女一场的收入。所以，我也没太靠那个生活。

　　就有人选择你呗，你就在那儿弹琴唱歌骗姑娘，喝大酒，在草地上，人家听见了，说来给出了。我当时其实帮一些歌手拍过一些MV，因为那时做小导演，拍广告、拍MV，我倒没想到我这儿有一首歌你们看看怎么样，自己瞎唱，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变成著名音乐人了（笑）。

　　主持人：当时找到您的伯乐是谁呢？

　　高晓松：黄师傅，刚辞职的，当时是大地的什么头。没什么特别的，那个年代什么事情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可以像今天的孩子们来COPY的。今天的孩子们都是怎么打拼、奋斗，好几万人排队转着圈去比赛。我们那时特简单，草地上唱歌有人给录了，全中国可能有一家半唱片公司，其中这一家就是大地，听了觉得挺好听的。那时候也没什么复杂的企划、宣传、打榜，都没有。也没有什么绯闻，就是觉得音乐好听，就录了。录了以后，那时候的媒体都是热爱文艺的。好听，媒体们就怀着极大的热情一起去推，去歌颂这个玩意，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歌就火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幸运。我们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成长，包括成名，那个年代，下课铃声很远就听见了，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很清楚地听到铃声。所以，有一首动人的歌，大概有千万人都能清楚地听见，不像现在喧嚣得，你自己喊的声音都不一定听得见，别说远处有一首动人的歌，现在就很难做到像那个时候的那种事情了。

　　主持人：孙总也是懂音乐的人，孙总因为我知道您当年也玩过乐器。

　　高晓松：什么玩过乐器，孙总是正经科班出身。

　　孙健君：我和晓松相反，我从小有做音乐的梦，但是没有做成，他是从小没有想做音乐，他是歪打正着，我是正打歪着。我是7、8岁学小提琴，进了南京艺术学院学古典音乐，我在学校念了4年书，教了半年书，又到美国去，所以在学校呆的时间特别长，尤其是大学时间，大学情结是很自然的。

　　主持人：您在大学喜欢的歌手、音乐是什么？

　　孙健君：我那时才15岁就进大学，很小，那时在学校里绝对没有流行音乐，全是革命歌曲，一切流行的，连古典音乐都是反动，都是被批判地，我们只能在黑暗的角落里去听古典音乐，偶尔能听到一两首，比如像卡朋特，都是属于大逆不道，冒着被别人批判、被写大字报的心里，我们是偷尝禁果，把古典音乐学了一遍。一直到现在古典音乐变成正规让年轻人接受的时候，年轻人开始反叛，觉得古典音乐不好听。

　　主持人：那时对您影响比较大的音乐是什么？

　　孙健君：肯定，我们最早接触其实已经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可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华语演唱的流行音乐毫无疑问就是邓丽君(听歌)，至今为止影响我们最大的肯定是邓丽君。当然还有像美国的乡村歌曲。

　　高晓松：四兄弟。

　　孙健君：那些还是有影响的。再往前，比我们年龄更早一些的，我的同班同学里，我入校的时候就有同学比我大一倍，我15岁，他30岁，那时老三届。那些老三届最喜欢的“外国民歌200首”，1958年出版，册子里的歌主要是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爱情歌曲。

　　高晓松：南斯拉夫《深深的海洋》。

　　孙健君：老人河。

　　高晓松：我7岁第一次勤工俭学赚钱，我妈妈偷偷跑到他们单位推滚子的油印，拿铁笔写蜡纸，写了孙总说的那些歌，我妈凭记忆写的歌曲谱的词，我们俩偷单位的纸，印成小册子，我书包里每天揣10本、20本卖。

　　孙健君：那时知青下乡怀揣着手抄本的“外国民歌200”首，是那个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开始接触音乐，当然是以港台音乐为主，主要是台湾的音乐先进来，以后慢慢慢慢门越开越大。有一个过程。

    音乐只来自心灵 不来自宇宙

　　主持人：您后来怎么选择做音乐教师呢？

　　孙健君：我学的音乐，毕业以后还是干这个。国家分配。

　　主持人：比如当音乐老师之后时间有很长。

　　孙健君：八年时间。

　　主持人：这个过程您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会有什么想法？

　　孙健君：音乐是一个最好的训练，不管干哪行，音乐对人身和心的训练大于你哪怕吃饭。音乐首先是一种最严格的东西和最自由东西的结合。其实我们曾经研究过思维的贝多芬的音乐，几乎经得起电脑的分析，他的逻辑性特别严谨，但是他的音乐本身散发出来的人文情怀无边无际。所以，音乐本身是人类不拷贝自然的一个惟一的创造，其它东西都可以在自然中找到它的原型。

　　高晓松：音乐只来自心灵，宇宙中没有。

　　孙健君：一个钢琴曲上万个音符，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小的范围内要求精准，对小脑的支配能力是非常了不得的，非常好的训练。当然我们那时把音乐看得更为神圣，文革中把音乐当成是工具，文革之后把音乐当成是殿堂的东西，慢慢下到民间，成为民间正常的一部分，是一个很大的过程。从宣传标语到殿堂，到生活一部分，这是花了十多年，从文革期间到文革后期，到文革刚刚结束，76年开始，大概有2、3年的时间，音乐还是一个革命的工具为主，慢慢转变成一个殿堂，需要人崇拜的，然后才是……

　　高晓松：变成了麦当劳。

　　孙健君：现在没有人再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东西，当正经的东西反而觉得你很可笑，这有点可悲了。

　　主持人：在您当音乐老师的时期，当时您的学生他们喜欢在音乐领域做哪些事情？

　　孙健君：我们经历的年代，首先是在77、78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文学热，那时叫文学青年。音乐青年是80年代了。

　　高晓松：我们人手一本朦胧诗选。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电视，有电视机里边也没什么东西，所以书和文字是最重要的。

　　孙健君：那时写小说、诗歌是一个人最高的价值，肯定是最优秀的人才去做文学，全民都走文学道路，都是做文学青年。最初我在大学那几年，我和几个比较优秀高质量的学生，恐怕都是往文学那边走。

　　主持人：1994年高晓松出了第一张专辑“校园民谣一”，这个专辑一出来当时就引起轰动，您说说您当时这个专辑怎么做出来，有没有想到一出来就有这么大反响？

　　高晓松：大家也在草地上瞎唱，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大的唱片弄出来了，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音乐圈或者是工业，大家就是出于各种热爱，当时音乐没有什么名利，也没有说做音乐就赚很多钱，干别的就饿死了，大家说实在都没当回事，人家说录就录。我就跟老狼说你来唱吧。其实之前也有公司录过一张，但是我没签字，没出了。那时也没版权意识，人家听我们的歌好听，就找一个电台晚会给唱了，后来说签字出版吧，我一听唱的什么，就是中学都没上过的晚会歌手。那时大学墙是很高的，外面和里面的人的认识能力和心灵的能量特别大的差距。我一听唱的这是什么玩意，就没签字，人家说给500块钱。我说我也没打算拿这个挣钱，我没有签字，别人也都没签，于是就没出。一直到黄师傅找我们，我说就一个条件必须老狼唱，因为老狼在大学时是我们乐队的一个主创，他也没当回事，还再一个什么智利合资的公司当技术员，一个月挣400元。他妈还说，他还能唱歌？因为他妈妈是广播艺术团团长，古典做音乐的，“他还能唱歌”，我说大家就完玩，当时觉得很神圣，不是出去宣传什么的，在录音棚里，看到心驰神往的乐手，在江湖里传了很多年，说这吉他手很牛，那贝斯手、鼓手，都是听了很多年的名字，见到大家。那时大家都拼命练琴，崇拜音乐技术上特别好的人，觉得特别兴奋，跟这些人在一起，就录音。录完音之后，有没干什么。1994年就出了，也不知道怎么了。

　　主持人：火了。

　　高晓松：对，满天满地，后来那些弹吉他的跟我们说，开始人家没拿我们当音乐圈的人，就是来几个大学生，要录几首歌。后来突然说怎么我们就成圈里人，紧接着就是老师了，吓一跳。突然间冒出好多奖，因为之前中国流行音乐没什么奖，冒出很多奖，到处领奖，全是第一名，那一年就没有什么别的。其实那年出了很多人，很热闹，音乐圈等于从那时候开始。我记得第一次大家到上海领奖，谁都不认识，领完奖以后，在一大桌子上吃饭，那一年那英(听歌)也出名，唱《雾里看花》，大家都是那一年出道。那英出来说今年中国流行音乐圈就算正式成立了，就说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是著名歌手那英。我就说我是著名的音乐家高晓松，郑钧(blog)说我是著名歌手郑钧、何勇(听歌)、窦唯(听歌)都在，大家互相认识。那之前谁也不认识，好，今天我们音乐圈正式成立了。那个年代大家很快乐，谈的都是有关音乐的事，谁在录音，或者是大家听说来一个什么人，比如有一天大家说从西安来了一个特好的歌手叫许巍(听歌)，在哪儿哪儿录小样，大家全都跑去听，我们也都跑去听他唱《两天》和《执着》，觉得真好。那时录完音都不走，录完音听别人弹、听别人唱，然后出去喝大酒，觉得特幸福。那个年代就是叫白衣飘飘的年代，让我说出唱片怎么火，我真的没有那种感觉，像现在参加个比赛突然火了，有个粉丝，粉丝还有名字，还有什么贴吧，这个那个，一点都没觉得。我们就是收到很多信，那些信都写得非常好，字都写得很漂亮。

　　主持人：还在吗？

　　高晓松：还在。

　　主持人：都在？

　　高晓松：都在，收到很多信。那个年代也没有E—mail，什么也没有，电话也没有，就是写信，大家最幸福的就是坐在那儿拆开信看。

　　主持人：信的内容是什么？

　　高晓松：就是对年轻和对音乐的感怀，那时是大家互相让对方更纯净，我们的音乐也能在夜里抚慰好多人的心灵，人家的信也鼓励我们继续做好的音乐。一个特别良性的循环，媒体也都处在推广好的音乐，推广所有能感动人的东西的那个状态，不像今天的媒体，除了不要脸就是更不要脸。今天你拿起报纸来，简直赶紧把那一版给扔了，太不要脸了，媒体也没有人听音乐，也没有人看电影。那年代的媒体还是特别让人怀疑，我们那个年代到那个地方去，都是媒体热情地请你们喝酒，而不像今天媒体从你嘴里挖点八卦什么的。那时大家就是在一起聊点音乐什么的，特别快乐，那个年代感觉不到什么火和不火，就是大家都唱了，也没说火得不行了，就是给了我800块钱，当时没感觉火了挣了很多钱，还是继续拍广告、MV，那个年代一首MV总预算才5000块钱，也拍了，写写剧本等。只是精神上变成“高老师”了，没有说物质上发了财。

　　主持人：当时音乐工作者收入并不高。

　　高晓松：现在音乐工作者收入也不高，明星收入高，现在在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大概只相当于一个小公司白领的收入。

　　孙健君：1985年我们请韦唯去南京参加一个商业演出，她是最高的一个劳务，300块钱人民币，那时已经很高了。

　　高晓松：其实全世界作幕后做音乐的人都是知识产权导致的知识版税，中国因为没有这个，所以就没什么收入，干了就干了。所以台上的明星，从我们那个时候到现在换了5、6代，幕后还是我们。一直到去年，亚东和我我一起弄李宇春(听歌,blog)，又让我写第一首歌，我说咱们都多少了，十年前不就是咱俩做那英，怎么又弄李宇春，中间已经换了很多代。热爱音乐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没有人练琴了，所以到幕后做的人越来越少，到台前当明星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明星的收入确实越来越高，导致整个音乐圈里出来特别怪的状态，而且我们也没有兴趣做，因为我们原来是对音乐的热爱来的，也没有兴趣做各种各样的歌手，我们在后面也挺颓的，在前边歌星一大把，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还是这些人做的，很可笑。弹吉他的人一看还是这个哥们十年前给我们弹吉他的，还在那儿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