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佳修：时代不同了 我只想把我的想法唱出来

　　新浪娱乐讯 叶佳修，台湾著名音乐人，其创作的众多民谣歌曲已成为永恒的经典。近日他首次来到北京参加大学生音乐节系列活动——校园音乐30年经典演唱会，并接受了采访。

　　叶佳修：我开始创作是在74年的时候，所以在民歌运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开始在创作了。我的创作其实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自己写情诗，写完情诗以后登在校刊上，到了中午出去，它就被踩在地上了。所以，心理上很不平衡，一直在想另外一种方式，然后我就参加了吉他社，发现用音乐、用唱的方式表达。一个它比较音乐性，第二个我慢慢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写的文字或者是想表达的内容，如果写得很流畅像讲话，我们之间的讲话大家都很充分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向，就会稍微显得不够。如果变成歌以后，就多了一个翅膀，我经常这么说。简单地说，它应该是 “有翅膀的说话”。把写作当成我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后来在学校，变成吉他社长以后，经常有出去表演的机会，表演当然代表学校，那个时候台湾并没有创作歌曲这样的演出。通常大家演唱都是西洋歌曲，我有作品就希望有机会发表。在吉他社社长联谊会那种大型的演出里面，有一次就鼓起勇气说我写过一首歌，我来演唱一下，就毛遂自荐一下。结果那天正好有一位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听了以后，就在那天结束的时候，上台做讲评时说，你愿不愿意到电台录个音啊？”我那时候还故意装作很腼腆的样子，他说“我问你三次好了，三次你再不上来就算了。”第一次我还是不去、第二次还是不去，第三次赶快冲上台去了。从此就到电台录了一次音，那就是我的第一首歌《流浪者的读白》，我的处女作。主要那个电台节目叫“平安夜”，那个时间正好从11点跨过午夜到1点钟。《流浪者的独白》基本上有点哀泣的色调，后来那个节目每天变成固定12点钟整点的时候拿来播放。后来有了“金韵奖”这个比赛之后，另外一个系列的唱片公司听了这首歌以后…

　　崔恕：是新歌？

　　叶佳修：新歌是金韵奖，我其实属于另外一个系列，我是属于民谣风，还算这个系列的。他们就找我去，实际上我在大学时代已经在不断写歌，像很多的《乡间的小路》这些作品都已经写好了。他们听了这首歌的时候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我说有啊，就这么多了。他们听了觉得不错，那次当场就挑了7首歌。后来的民谣风第一张合辑里面他用了3首歌。其中的一首就是由齐豫(听歌)演唱的《乡间的小路》。《乡间的小路》其实是齐豫第一次演唱。齐豫进录音间唱《乡间的小路》也是她第一次。她也是民谣风歌唱比赛第一届的冠军，那个时候我是当评审。所以这些民歌手里恐怕只有我一个不是比赛出来的，一开始就在当评审。

　　崔恕：你在开始创作的时候，整个台湾的音乐环境怎么样？

　　叶佳修：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台湾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创作环境，因为一般来讲，流行的歌曲大概在电视上都看得到，所谓的流行歌曲主要是成人世界的的东西。在学校的学生，我们私底下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在过去，至少我写作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地听到谁在写东西，但是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所以其实相对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在还没有开始民歌运动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感受写在上面了。我一直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在整个校园民歌里，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原创性来自大学生，大学生有个最特别的特点，环境让他们比较自由、清纯一点，在这个自由、清纯的环境里，他的想法会比较直接的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是可以把在校园里的，我们应该讲大学生代表的某一种未来的主流的感觉融入到整个的想法中。所以，这些作品慢慢的酝酿出来。后来，民歌被大家喜欢，我想也是基于一般的市面上的歌曲没有办法表达出学生自己的心声，所以大家开始喜欢。喜欢了以后，民歌其实有很多的特色，第一是它的矜持面。因为我们接受的是西洋歌曲，对于某一些在编曲整个的要求上，包括旋律的进行、歌词，大家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所以这方面基本上与流行歌曲相比，还是要偏精致。至少年轻的学生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当做自己生命一样写。对于所谓的校园民歌，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解读，让我不断的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认为写作是很重要的事。我认为我们中华文化是很特殊的非常有内容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文化中最可贵就是我们的平民文化事实上是存在的。从古时候的唐诗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格律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律诗等，套进所有的文字都用这个格式，但是实际上它唱起来的时候，虽然很严谨，但是在固定的段落里在字数上、平仄上却做了相当的限制。不过重点的是当我们每次回想或者看这些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民间是怎么样的生活，那个时代的那些生活，比如汉武帝时代的那些将军的故事、百贾的故事等。到了宋代，其实当中还有不断的演进。宋代是另外一种感觉，他是用词排比，它的字数、旋律结构就在这上面有所变化。这样整个的现象也不一样。我个人觉得 “民歌手”这个定义对我来说是继唐诗宋词之后，是民主以后的歌，因为我们写作的是民主以后，真的比较开放。比如，一个词节对应一个曲，但是很自然的去演化，但是它是合理性的存在，是很单一的存在。重点我不断描述的是这个时代的生活。我个人认为事实上不管过去到现在，我从事写作有三十年的时间，这三十年当中，从我早期在校园的背景下写作的时候，从我自己生活的背景写，乡村的歌曲，因为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所以我的生活里有了这个元素，这个元素之所以变成歌的另外一个原动力就是当我第一次到都市的时候去念大学，发现都市人的生活真蛮单调的。上大学的时候就是74年，我的家乡在花莲，到台北去上大学。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一直觉得应该把我家乡的大自然的，我自己跟土地接触的感觉写出来，所以我写了一系列这样的东西。

　　崔恕：这种方向也是后来民歌运动中主要的创作方向。

　　叶佳修：我当时不敢这么说，不过在整个民歌创作这方面讲，可能因为这样的影响，多了一个好像蛮突出的地方，就是民歌你会发现它跟一般的流行歌曲最大的不同点可能在于当他要写一个情的时候，通常会有背景的介绍，也就是说，对于景致的描述会比较多一点点，让人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是先有画面，这一点是跟流行歌曲不一样的，跟流行歌曲直接讲述心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也许一般人喜欢民歌的深入面，可能在于说因为他描述的是一个景，我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就算没有视觉的感受，你还是能感受到那个场景是怎么铺衬的。

　　崔恕：你的作品在内地应该是所有的台湾歌曲在内地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人，而且很多内地的音乐人包括像高晓松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的偶像，在您那个年代，您的偶像是谁？

　　叶佳修：我个人记得我最喜欢的是约翰·丹尼，一方面因为生活背景很清晰，他是在美国长大，他表述的也是乡村，可是他的乡村跟我们的乡村是不一样的，相对的是从我开始买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第一次你真的了解一个作者，他一整张专辑就是他的作品的时候，我那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原来写作跟你唱是完全两码事，才决定了后来我以写作为主要工作。比如出了一张合辑之后，唱片公司觉得我的长相跟我的歌喉，在这个条件下，还能靠作品能弥补的情况下，就忍痛冒险出了一张专辑，还好，那个专辑得了年度的销售冠军。

　　崔恕：哪一年？

　　叶佳修：79年。

　　崔恕：一共出过几张？

　　叶佳修：我出过3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就是我自己很引以为傲的第一张专辑，因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只有第一张是个人作词、作曲、主唱。标题就是“叶佳修作词、作曲、主唱”。那张封面到现在我自己都还不太敢看它，因为唱片出来的时候，唱片公司认为我这张脸放上去太清楚的话，绝对没有什么销售能力。所以当我自己把唱片的通道打开，就看不到自己，翻来翻去都找不到自己。

　　崔恕：太谦虚了。

　　叶佳修：大家也都喜欢这样开我的玩笑。每次朋友碰到我的时候，可能朋友很少在荧幕上看到我，实际上我很早就一直在后勤工作，大家看到我的时候，我唯一觉得最高兴是每个人看到我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你都没变啊”，这是共同的一句话，因为我18岁就老成这样，我不晓得从哪儿开始老起。

　　崔恕：现在你已经离开校园这么多年了，作为一个可以说台湾校园民歌的创始人之一，现在看台湾校园歌曲，现在有没有好的校园民歌存在？

　　叶佳修：有啊。校园民歌一直都存在。我自己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做这方面的事，我成为民歌手，后来当我服兵役回来，事实上从我服兵役之前，唱片公司就帮我找了一个接班人。谈到那些我没有的条件，唱片公司就摆明了跟我讲，我们帮你找了一个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拥有所有你没有的条件，他长得个儿高、又帅，号称是“师奶杀手”，歌又唱得很好，他叫潘安邦。当他们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心理不太平衡，因为都是乡下的，我们碰面以后，很聊得来，他把他前半生的故事都告诉我了，事实上潘安邦演唱的作品里，大部分都是我写的，而且是很真实的故事。比如《外婆的澎湖湾》是他告诉我的故事里最感人的，我最被感动的部分就是一条腿坏了的外婆，她拄着拐杖，另外一只手还要牵着他。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强烈，我被震撼到了。我还得要特别的说明一下，那个外婆就是潘安邦的外婆，不是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在花莲。那个澎湖湾，我写的时候没去过，十年以后才第一次看到澎湖湾。我在写澎湖湾的时候，完完全全以他告诉我的景象描述，他告诉我的一些矮墙、场景，这是我们花莲没有的。很多画面是花莲有的海边，我就运用花莲的海边，花莲跟澎湖最大共同点，花莲看的是日出，澎湖看的是日落，我就颠倒写，就变成《外婆的澎湖湾》。在这样的转型之后，我自己的感受很强烈，陆陆续续为潘安邦写了很多歌，比如说《爸爸的草鞋》、《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年轻人的心声》这一系列都是为他写的。从写他开始以后，我就学会了怎么为别人写，为别人写歌的时候，在我的定义里就是你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比如我在为蔡琴(听歌)写歌的时候，我就要把自己想象成蔡琴，然后就要想我的嗓音就是那么宽厚，我就有那个能力在很简单的旋律里表达出那个影像，所以我写了《再爱我一次》整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另外，整部的电影《昨夜之灯》也是由蔡琴主唱的。

　　崔恕：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慢慢从民歌走出来变成流行？

　　叶佳修：我想很多人都会认为我可能从民歌手蜕变到流行歌手，坦白说我并不这样觉得，我们不能把民歌定义得那么狭隘，从我刚刚说的民歌是民主时代以后的歌之后，我认为歌应该是随着写作人的生活经历来进步的。我已经不在校园，你要我每天假装我是学生骗人，那是做不到的事。当我为蔡琴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蔡琴的特色是她的声音跟一般的校园里的学生不一样，她的声音有一种相当程度的沧桑感。事实上，她最好的歌曲是我帮她制作的老歌系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会发现怎么去按照歌手最好的方式，然后把自己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表现出来，《再爱一次》写的是我自己失恋的故事，但是我把它想象成蔡琴，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套在她身上，但是是蔡琴演唱，你就要想到很多蔡琴的元素。就不断的这样写，虽然故事有一半是自己的部分，硬把他想成是他在描述他自己的故事，他唱起来也会比较舒服。后来我慢慢学会了为别人写歌。不止像潘安邦“变脸”长得要像他的脸，身材长得像他，要变身材嘛。像蔡琴、陈淑桦(听歌)我就要“变性”了，变到后来我就写了一首歌《深闺女孩》。还让大家觉得我有很奇怪的倾向，特别声明——我没有。

　　崔恕：最近有没有制作？

　　叶佳修：有，事实上我这次到北京是带了特别的礼物，对于作为任何一个中华民族的人，我的血脉里流的是中国文化的血，所以简单的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应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跟全世界接轨的事，所以，我写了两个旋律，有五套不同版本的歌词，刚刚我稍微唱了一下，只是前面的一小部分，但是那个歌曲很复杂。我的基本概念是认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从我们早期的股族共和建立的民主这个之后，现在我们进一步透过奥运的活动，让我们五洲联手，可是事实上在我自己写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目的是希望除了五洲联手之外，我们还要放眼五洲，因为我写的这两首歌都是把宇宙观定位在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一直觉得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盛事，但我觉得突破时空的限制的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发光发亮点，这个点可以穿越很多时空。也就是说，我认为在四维空间里，在我写的那个《美梦不再是传说，圆满在中国》这首歌里，其实我中间做了一个间奏，接近BRAK(音译)的方式，但是我的方式用像现在大家玩电脑的互动电子游戏那种方式。我基本认为我们应该把北京奥运的活动，当成类似像未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像电子游戏一样互动的虚拟空间。所以那一整段说“我是你们的虚拟机长，告诉大家说你用这个游戏的话，你就可以随着你开始打进要去的时空坐标，到了你去的地方。”在电脑上我们都知道你要玩什么东西必须有一个代号、密码。这个密码就是“北京2008”。

　　崔恕：你现在的创作也是加入了很多的新的东西。

　　叶佳修：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说，并没有什么民歌一定要墨守成规在校园，而是他应该很自然的随着创作者的发展，每个时代会有自己感受很深的东西。

　　崔恕：现在的校园民歌是什么样子？

　　叶佳修：因为我从事的是音乐这个工作，当我制作的过程当中，在台湾有一个“全国大专创作歌谣大赛”，一共办了十届，我都是评选，每年比赛出来的作品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得名的作品会作一个纪念专辑；没有得名的作品里面很棒的优秀的佳作也找出来再做一张专辑。大致的是我有空的话，都会做这两张专辑，不然我会从中挑选好的年轻的孩子当我的助理制作。到时候他来执行制作的时候，有问题我会帮他解决。延续了十年，这些歌手，不管作者或者歌手，其实都变成后来在“华尔音乐街”很重要的助理，包括演艺界。比如，第一届里出了一个“怪胎”黄安(blog)。其实他创作很多作品。因为他是我的学生，虽然每次出唱片，只要有这个宣传，让我主持校园演唱会的时候，他说“老师拜托帮我唱那个和声该怎么…”就发现每天为他做假的，老是不红，一直到最后《新鸳鸯蝴蝶梦》的时候才红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说，只要不放弃，不断在努力就能成功，他是其中的一个。比如张清芳(听歌)，其实我一直很鼓励年轻的孩子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张清芳刚进录音间的时候，她个儿很小，第一次进录音间的时候找来找去，然后冲出来了“老师老师，我要在哪里唱”？因为他第一次看见麦克风吊在天花板上，个儿那么小，找半天找不到。其实这是一个机会，在第一集里像薛中云(音译)都是后来真的成为我们华语届很有名的制作人、作曲者。还有杨海薇(音译)、周秉军(音译)，周秉军就是那个凤凰卫视的主播先生。我也帮他们，他们也自己写作。我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年轻人的想法无法控制，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虽然十年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出现，每届每届会随着时代的改变，音乐性质也有所变化，但是他们的原创的纯真是存在的。我们那时候办的活动每年出两张唱片，让他们有发表的渠道。去年又有一个“大学城”，他们希望接下来这一代民歌手延续了十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不错。我个人有一个理想，今天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演唱，到北京是第二次，上次因为业务考察，那个时候我在高科技的DVD的这个公司里当总监、总经理。这次来事实上我觉得既然来演唱，就有其他的想法，我们的整个组合有一个更长期的想法就是说，只要是将来我们能够长期的对我们内地的大专院校开始做一些演唱的话，如果可能，我倒是愿意花点时间，在演唱之前，比如我先到，在周边各个大专院校开始一些座谈、教学。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坦白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大的困扰已经不纯粹是创作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对于音乐的色彩要求很多附加的价值，我不反对像现在的流行的Hip-Hop什么的，也许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一直认为时代演进到这个时候，流行这个歌曲，你觉得能不能很正常的把它表现出来，你表现得大家都喜欢的话，也就代表一种狂热的脉动嘛。可是要作出这样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如果在我这么长三十年的时间中，能够我自己也许花很多时间学来这些东西，但是对于现在新的年轻人来说，我能够提供给他们很快的，因为每个人开始在做就会开始碰到瓶颈，那这些瓶颈我过去的经验也许很快可以帮他们解决。他们将来就可以进步很快。另外，有很多不太容易学到的，比如电脑编曲，我也可以做一些示范，让他们快速地学到。

　　崔恕：大学生音乐节是第一届，您作为前辈对他们有什么告诫？

　　叶佳修：告诫不敢说，我非常欣赏这样的活动，因为像音乐节这样的活动，很自然的会带动一个创作的欲望，我觉得现在的时代毕竟跟我们的时代不同，我们那时候大学生有比较纯真的想法，就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天的资讯太丰富，总是会感觉到很不甘于花很多很多笨工夫去做一些事情。相对的如果有一个运动在酝酿当中的话，能够把歌曲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现在的现象呈两极化，一个像超女这样的、台湾的“影视星光大道”，只要演唱基础很好，可能就会一步登天，但是这种我们并不是反对，因为好的歌手其实可以诠释很多的歌曲，如果一直这样，你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制止他们进步，如果能双管齐下，用这样的方式、这种活动会让很多人感觉到它也是一种娱乐方式，我想现在很多人都具有这种条件，只是苦无渠道和机会。这样的活动继续做下去，第一个他们创作的原动力会被激发出来，第二因为有渠道的话，最重要的是好的作品能被别人看到、听到，经过传播的话，每个人都会想“可取而代之”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了表达自己跟别人竞争的那种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东西的良性循环变得将来在文化上，呈现两个不同层面，这个层面慢慢出现像蔡琴，很棒的歌手，她的天生条件、音乐素养是很棒的表达者，所以她永远不碰写作那块，因为她认为不见得比别人写得好，但是她唱得比写的人好。所以，每次演唱会的时候，只要她在，我就不能唱《再爱我一次》。昨天的演出，是我好不容易求了她半天“求求你让我唱一次好不好”，她昨天终于没唱那首歌，我才可以在昨天唱《再爱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