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思远：当球员和摇滚歌手的日子(附图)

　　俞思远，就是继《谦君一发》的薛之谦、君君之后，从2006年“我型我秀”舞台上升起的一颗新星。走出赛场，俞思远作为主唱，带领他的摇滚乐队B.I.Z一路蹿红。从倔强的足球小子，到执著的摇滚青年，他历经痛苦与彷徨，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愈思愈远》中，不仅有俞思远倾情撰写、记录他人生中各个成长阶段的感性文字，也有精美多变的造型写真。

　　我为足球狂

　　大人们很爱问小孩子一个无聊的问题：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比较讨好的回答一般都是成“家”：钢琴家，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等等。如果当时我爸也这么问我，我的答案一定不可能这么正统，因为我会说：我想踢足球！

　　我最喜欢的就是当时的诺丁汉森林队，经常趁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打开电视看，不过为了防备他们突然回来，两个耳朵要分开用——这边听着电视里的解说员讲话，那边听门外是不是有脚步声。安心坐在沙发上看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腾一只手放在电视开关上，最好直接在电视机前扎个马步，方便随时窜逃。可是我忽略了一点，电器都是会发热的！我“狡猾”而有经验的父母只需把手往电视机上轻轻一放，就能知道我是不是又偷看过电视了……

　　话说那大概是在我9岁的那年，抱着一种“不让我踢球我就翘家”的决心，我竟然趁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毅然离家出走！类似的问题出现多次以后，我爸竟然破天荒地主动提出让我去踢球！于是，在1997年，我通过了广西少年八一队在上海的招考，随即离开上海的家，去了广西北海。

　　球队的生活很简单：上午上课，下午训练，晚上自修，日复一日都是如此。

　　我曾有过一次非常惨烈的受罚经历。忘了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我擅自翻墙离开营地的事被球队发现了。二话不说，教练铁青着脸，随随便便就给我下了“判决”———让我去操场上罚跑一天。

　　我咬着牙走到操场上，看见跑道就已经快晕了。不行，要挺住啊俞思远！！我抬腿开始跑，一圈，两圈，三圈……想慢一点都不行，教练就站在旁边一直瞪着我，该死！一直跑到上课时间，教练大概是看我快虚脱了，才把我放了回去。

　　下午训练的时候，我从队伍里被拉出来，继续跑圈！这下一跑就跑到了天黑，我的身体已经失去了所有知觉，目光呆滞没有焦点，两条腿只是机械地运动着。我的脑袋里也是一团糨糊，渐渐地觉得听不见了……终于，“扑嗵”一声，我，壮烈地倒下了！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像小时候那么爱跑了。仿佛所有的力气，都在那一天里使完了，耗干了。

　　日子跑着跑着就过完了

　　在北海呆了一年，我才第一次回了家。一到家，开门的是我爸。他对着我上下打量了半天，一双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一年前从上海出发的时候，我白白胖胖，还有点双下巴；现在倒好，体重从90斤降到70斤，黑得跟炭一样不说，还染了个诡异的红头发！我妈听见动静也出来了，见了我，她也是二话不说就哭。他们俩就这样一边哭，一边把我迎进家门。

　　后来，妈妈说要帮我把身上的衣服洗了，但我硬是不肯在她面前脱。我是怕她见了我那两条淌着血、流着脓的腿会晕过去，可我拗不过她。果然不出我意料，她盯着我腿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伤疤和淤青，立刻又哭得不成样子。

　　在北海的三年，日子仿佛是跑着跑着就过完了。爸妈实在不放心我在外面瞎混，逮着个机会就让我回了上海。于是，我就成了

　　可是，现实马上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总以为自己球技还不错的我，竟然根本踢不上比赛，成了一名“板凳队员”！我就一直这样在冷板凳上坐着，屁股上的老茧已经颇具规模了。教练有时候可怜我，叫我替补上去碰碰球，可是还没等我适应场上的节奏，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爸，我不踢球了，参加高考，上大学。”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说出口的，只记得当时似乎有那么一点哽咽，要告别伴随了我近十年的足球，等于是推倒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

　　我当年高考的成绩是227分，算上国家贴给我的那200分，照往年的标准我应该能上华东理工这样的学校。可是天意弄人，那年

　　我的摇滚时代

　　那是百无聊赖的某一天，一支不出名的年轻乐队到我们学校来演出。我发现，相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台上唱歌，一个团体所共同爆发出的力量太惊人了！鼓手、贝司、主唱，在那小小的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

　　经历了那一次high到不行的演出之后，我立刻就展开行动，大张旗鼓地整了一个自己的乐队出来。在2005年之前，虽然我听很多的歌，发了疯似地练习吉他，但我还没有真正地进入理想中的音乐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在等待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也许就是认识钟逊和君军。

　　我的第一个乐队并没有维持得太久，一个人飘飘荡荡了一阵子之后，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支乐队，说他们想要找一名新的主唱。我当然很乐意。后来君军总是说，我们三个人的相识是通过中国人最普通也最传统的方式——类似相亲，由“中间人”牵头促成。这个毫无诗意的开头，却创造了一个关于“仙人海”的长篇故事——B.I.Z组合诞生了。

　　我们给自己定下了明确的目标：要进入主流市场，要成为被大众认可和接受的乐队，要做一张能够卖得好的专辑。

　　我们常常拿着千辛万苦录好的带子到各个唱片公司自我推销，但送出去的样带就像投入大海的小石子，一去不返。在肚子很饿的时候，在为房租水电掏空口袋的时候，在和团员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在放眼未来却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辛苦，想要放弃。可是，每次听到那些属于自己的旋律从音箱里飘出来，我就忍住了。

　　到了2005年底，生活的压力变得有些难以承受了。我们的钱似乎越来越不够用，房东也铁青着脸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催促我们赶快搬走，因为她已经受不了我们这些“玩摇滚的小阿弟”了。我想拜托爸爸帮我们找一间仓库或地下室做排练场地，终因费用过高而黯然作罢。

　　某一天，我们三人浑身上下都掏不出一个子儿了，不知谁说了句“就地解散吧”，我们便阴沉着脸收拾各自的东西，然后在那间破房子楼下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了“卖唱”生活之后，倒发现那些“闭门造车”的创作，还是有人愿意欣赏。当然冷场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在上面卖力演出，观众却在下面交头接耳：“他们是谁啊，不认识……”

　　除了在酒吧唱歌，我们有时还去参加一些琴行举办的校园演出。学校里都是年轻人，要high起来会更容易一些。最夸张的是有一次在华东理工大学演出，我唱到一半，突然有个陌生的小个子男生冲上台来，一把将我紧紧抱住！我感觉双脚瞬间离开了地面，眼睛的余光瞥到君军在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