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回顾

　　1998年，中国人对于音乐节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的样本。余隆在这样的“荒漠”环境中开始了举办音乐节的尝试。也从那时开始，这个曾经留学德国8年的海归音乐家开始向音乐活动家的身份靠拢。

　　余隆从家里拿出一些资金，当年的伙伴曾伟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办公室，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启动了。在半年内，余隆和政府沟通，和赞助商接洽，最后北京音乐台拿出了部分资金让这个项目得以起步。根据音乐台古典音乐节目的创始人陈立的回忆，“当时电台出的资金应该是40万，风险还是很大。”那时国内企业没有赞助这类艺术活动的习惯，虽然锁定了像美联航等一流大企业，但谈判过程并不轻松。

　　除了资金匮乏以外，因为初次策划，整个团队的能力有限，三分之一的内容是与其他演出商合作的，其中包括事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卡雷拉斯独唱音乐会。

　　第一次有这样的音乐会呈现在国人面前，自然反响空前，那时候，余隆开始意识到，做音乐节应该是个“准军事化的管理”，合作的形式操作起来根本不可控。于是，按照第一届的雏形样本，余隆把音乐节的一切掌控在自己的团队手中。

　　那时中国的音乐节对于西方古典音乐界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最初阶段，余隆自己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在欧洲大型音乐节工作的经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国际音乐节，就这样从设想蹒跚地变成了现实。

　　曾经有圈内人讲过一个故事，数年前有人在广州想举办一场交响音乐会，找到可能的赞助公司谈判，对方一口答应，但最后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为自己公司的老板在台上再办一场卡拉OK。这样的故事很能代表一段时间内赞助商们的心态。余隆曾经的合作伙伴曾伟也曾告诉记者，很多赞助商都喜欢冠名的形式。

　　现在的国际音乐节在赞助方面的环境和当初相比已经提升了很多，政府投入、商业赞助和票房各占到三分之一，但赞助方仍然是制约因素。

　　在西方，古典音乐一样不可能单独靠票房生存，但所有大型音乐节都有长期的资助伙伴，那些赞助公司通常都是有着深厚历史的大企业，他们不用在现场打出醒目的LOGO，大家都知道是哪些公司常年资助乐团。一些刚成长起来的新兴企业如想加入还需要申请，且要通过严格的审核。

　　“中国每年都得招商拉赞助，很多节目甚至没办法提前设计。”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这是国内音乐节一个很大的困境。

　　除了赞助，国内古典音乐的演出宣传也让余隆挠头。直到现在余隆还在怀念当初他在德国上学时，每个街角都能看到的演出海报栏。在中国，一切演出信息只能来自于报端的零星消息。“中国要求把广告只能贴在售票处旁边，售票处都在大楼里面，你不特意去找根本看不见广告，贴了等于没贴。”余隆摇着手说，“票房好坏就看运气，一场演出人们偶然知道了，就能来不少人，有的很好的演出，却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