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音乐之革命救亡歌曲

　　在19世纪的30年代，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一大批革命救亡歌曲的产生形成了中国近代音乐的一个特殊时期。聂耳、冼星海、吕骥、张曙、贺绿汀、郑律成······这一串长长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近代音乐的历史长卷上。

　　资料库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商讨国歌。国旗国徽评审小组的两位组员，著名画家徐悲鸿委员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但有人认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此歌的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主张改词。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留下这句话，让我们耳边警钟长鸣。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轶事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之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人物

　　聂耳：天才音乐家与革命者

　　聂耳，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

　　聂耳出身贫寒，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冼星海：《黄河》是民族的灵魂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1905年 6月13日生于澳门，1945年10月30日卒于莫斯科。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采用号召性、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有具体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或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还有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等。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蕴的音调，体现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这部作品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吕骥：音乐与祖国同在

　　吕骥是新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者之一，中国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是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三、四十年代，创作了《中华民族不会亡》、《武装保卫山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保卫马德里》等数十首群众抗日救亡歌曲。1940年回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部主任兼教务主任，同时主持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院长，兼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

　　在音乐创作方面，他与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一样，形成了中国旗帜鲜明的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他涉及音乐活动、创作、表演、民族音乐、美学、音乐史等多个领域，留下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理论研究；在音乐教育方面，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初步建立了中西兼备、专业较全、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新型音乐教育学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石。

　　贺绿汀：我是“风云儿女”

　　贺绿汀，湖南邵阳县人。1923年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随陈啸空等学习音乐。大革命期间曾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

　　1928年创作的《暴动歌》曾在海陆丰一带流传。1931年入上海国立音专，从著名音乐家黄自学习理论作曲，从查哈罗夫、阿克萨可夫学习钢琴。1934年所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评选中获第一奖。此后进入电影界，参加歌曲作者协会，为左翼进步影片《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写音乐，其中《春天里》、《天涯歌女》等插曲广为传唱。“八·一三”事件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后到重庆，任教于育才学校音乐组。这时创作了《游击队歌》、《垦春泥》、《嘉陵江上》等风格清新的歌曲。1941年去新四军，1943年到延安，创建了中央管弦乐队。解放战争期间，继续教学和创作。合唱《新世界的前奏》，秧歌剧《刘德顺归队》，管弦乐小品《森吉德玛》、《晚会》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解放后，贺绿汀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和中国音协副主席，主要从事培养人才，但仍坚持创作，写有大量声乐作品和电影音乐。半个世纪以来，贺绿汀共创作了三部大合唱、二十四首合唱、近百首歌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