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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轶事——聂耳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05日11:30 中国音乐报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在群星璀璨的“明月”,聂耳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 “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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