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吉刚：我们不过比别人走运了而已

　　歌剧舞台，是展现演唱实力最好的地方。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澳大利亚籍男高音歌唱家杜吉刚，凭着自己的实力，让自己的美妙歌声飘荡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新西兰国家剧院等众多国内外大剧院的上空。头发微卷的他，身材魁梧，耳宽额阔，一张天生就适合演歌剧的脸。

　　杜吉刚之初次见面

　　杜吉刚身居陋室，我们的谈话是在他家中进行的：小区里，再普通不过的老式楼房，几十平米的空间，拥拥挤挤的摆放着这种歌剧的CD。

　　见到他之前，心情有一丝忐忑，担心他会拒我们于名气和光环之外。然而见面的一刻这种不安便被打消了：亲切的笑容之中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调皮，就好像邻家大叔般温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严肃感和压迫感。

　　1979年，大连火车站。告别送行亲友的那一刻起，他走上了人生的“自主创业时期”。这条路并不平坦，老师说他在歌唱技巧上有问题，将原来的架子打垮重新建立。对于习惯自己唱法的杜吉刚来说，困难度可想而知。结果在军艺的四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在发声，并且唱遍了几乎所有的练声曲。

　　而性格中的随和谦逊却是他与生俱来的。生活上不奢求，尊师重道，治学上一丝不苟，理想的追求极为坚定，低调的他有时又特立独行。

　　杜吉刚尊师。在军艺，他很幸运地遇到一位负责任的老师，有自己独特观点又耐心的老师。在这两年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谈起这一段历史，杜吉刚的脸上流露出对这位老师发自内心的尊敬。“无论是原来大连的还是在学校的老师，我对他们都很有深厚的感情，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们。”帕瓦罗蒂去世了，国内要搞一场纪念活动，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以最短的时间从澳大利亚赶回中国。为什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帕瓦罗蒂是我们整个中国声乐界的老师，一个有品位的歌唱家，一个有道德良心的歌唱家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吃饭。他对这点佩服之极，他要在第一时间向这位集大成的歌唱家献上自己发自内心的敬意。

　　杜吉刚重道。恪守着职业的道德和内心的准则。他一心做着音乐上的探索，根本不去考虑讨好任何人，执着地奉行“一个艺术家不任市场文化宰割”的信条。

　　杜吉刚之诠释角色

　　杜吉刚出国后，立刻受到了澳大利亚歌剧界的关注。从莎士比亚剧《训悍记》中的男高音路森茨敖，《图兰多》中的卡拉夫，《乡村骑士》男主角图里杜，到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阿尔弗雷德·克劳斯……一个个的经典角色，杜吉刚被称作“由东方人解释的西洋歌剧角色”,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的民族诠释出来的西洋歌剧，受到了异国观众的欢迎。对于杜吉刚的演唱，澳大利亚的《歌剧报》评论说：他激动人心的演唱，以及娴熟的声乐技巧，足以使他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歌剧舞台上自豪地昂首挺立。

　　听过他演唱的人不难发现他的风格：时而慷慨激扬，时而忧郁愤懑，浪漫与悲情，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之后，杜吉刚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也使得自己在音乐中的思维更加开阔，凭空的创作在艺术领域中是不存在的，音乐要有特色，要有个人情怀。“否定之否定”才能发展。这应该就是杜吉刚能获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吧。

　　杜吉刚之深刻体验

　　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也正因如此，当他从军艺毕业，在第二炮兵文工团做了4年的演员后，毅然决然的考取了中央歌剧院。而在他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主要演员后，又再次选择了更大的挑战。1995年，杜吉刚在众多亲朋不理解的情况下，又一次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份令众人羡慕、万人向往的工作，选择赴澳留学。正当处于艺术演绎的高潮期时，他又一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回国。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的文化市场在成长，国家在腾飞，我们都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早该回国效力了。”

　　当谈到印象最深的经历时，他说，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在悉尼歌剧院演出《茶花女》，那是他出国后第一次演出，也可以看作是他又一次在挑战自我。要知道，在国外想得到观众的认可太难，让外国的歌剧界接受一名年轻演员更是难上加难啊。但他的第一次演出却是十分得顺利，非常成功。他的经纪人开玩笑似的告诉他“杜吉刚，你真让我佩服，我感觉十分自豪，好像自己飞到月亮上了。”这也给了自己极大的信心。令我们难以想象，他说自己在国外遇到最难的不是专业，而是语言！“当时想，英文等出了国再说吧。”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名合格的演员必须把语言作为最关键一课。母语是自然的流露，血液中有着迸发的冲动。但外语却很难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如果只有靠翻译才能读懂、听懂，那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一流的演唱演员。

　　杜吉刚之行人之道

　　1995年杜吉刚去澳大利亚留学，一切从零做起。首先是语言关，其次是找一个最好的经纪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让杜吉刚感到不解：“即便我们的实力再强，优先考虑的人选仍然是当地或是本国的艺术家。所以他们花50%力气得到的，中国的艺术家们要付出300%的精力。”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他的实力引起西方业界的注意，多次在著名歌剧中担任主演。

　　就在功成名就之时，他突然归国，受聘于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他放弃在国外的诸多机会和优厚待遇，在大学做声乐教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说：“虽然在国外条件待遇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只为了自己，中国的声乐界和国外的声乐比起来还有很多不足，要改变现状，就从自我做起，中国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我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把目光集中放在孩子们身上吧。”于是他开始教授学生，除专业知识外，更注重学生的人品。平日在学校他总是衣着得体，身体力行的给学生树立示范。

　　真正伟大的艺术，它是一个全面修养的过程。首先需要有正直的人品。杜其刚在专业课的教学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厚基础。这得益于他求学的经历，现在他把这一点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先教导学生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在外文歌曲的演唱上则是力图准确，唱出自己真实的情感。

　　“成为老师以后就时常感觉到肩上沉甸甸的力量。虽然我现在是双重身份，但无论是在歌剧院还是学校，大家都称我为老师，这个时候就会感觉自己肩上承担的责任。因为背着老师的称号，在公共场合，言行一定要谨慎。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被大家看在眼里。我也始终会把自己的责任放在心上。在国外，杜其刚时刻牢记着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中国人、代表着中国声乐界，稍有疏忽，就会有很坏的影响和印象，所以要注意时刻维护中国的形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责任感。”

　　杜吉刚之思想火花

　　记：对于“歌唱家”这个头衔，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杜：别人眼中看我是歌唱家，但我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个普通人。歌唱的东西没有什么家，谁敢狂称自己是家，那么他的歌唱事业也就到头了。必须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一颗谦逊的心。在声乐界，我们现在也算是中年这一代了，要给下一代做出榜样。好多人问我为什么会这么低调？我说，你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还是在继续钻研着，继续学习着。要准确的认识自己，要自律。

　　记：那您如何看待您走到现在的这段历程呢？

　　杜：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相信有很多人的水平远远高于我们，但也许只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走运而已。我时常跟我的朋友讲，千万不能自认为我们的本事比别人大，我们不过比别人走运了而已。一定要认清自身的水平，我们离真正的“大师”还差得很远。

　　记：现在中国在推广高雅艺术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您觉得古典音乐在中国是怎样的情况呢？

　　杜：中国在推广西洋音乐方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要加大对我国人民文化水平的培养，提升人民的素质。如何培养就是老师的工作。我国有一流的人才，却没有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个状况我感觉很可惜、很痛心。推广工作任重而道远。

　　记：您认为在通过推出高雅音乐的品牌效应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呢？

　　杜：在中国推行品牌效应，尤其是高雅音乐的品牌效应，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我们也在探索之中，像“高雅音乐进校园活动”等等都是在对品牌效应的诠释，先了解，再深入，再进行分析。要想形成一个品牌，出席音乐会演出的演员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准和实力才行。对一些具体的策划、推广方案也需要有专门的人才。近几年高校纷纷成立了艺术管理系，也是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现象。这样不仅可以很好地普及古典音乐，而且还可以推出许多新人。

　　记：您认为现阶段在国内，音乐界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杜：“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整个声乐界需要冷思考。很多领域都有些浮躁，需要冷却。更有甚者都是在漂浮的状态。经济的改革，生活节奏变快使我们疲于奔命，需要沉淀、再沉淀。冷静思考我们的长处、优势，重要的是弊端。在这上边我们做的远远不够。真正可以安下心来做学问的人不多。如何沉淀？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当然，让我们自身去适应环境的改变，估计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我会尽自己的本分，踏踏实实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冷静下来思考，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才能走的更好，现在的一些弊端，任其发展下去，对中国声乐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记：从您的这一番话语中，我听出了您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老师、歌唱家对艺术严谨的态度，执着的追求，和对后辈的关怀，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做？

　　杜：“首先就要求我们从自己做起，真正做到无愧于心，给大家树立起榜样，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就自然这样做了，我相信对于我们声乐界是大有益处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就是想把自己这几年在国外得到的教训、经验，学到的知识，传给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去做一个音乐家。从平时做起，一点一滴做起，舍弃那些华而不实的做法。其次，中国的市场和管理在摸索中前进，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一起探索解决的问题。中国歌唱家在西方舞台上仍然没有太多的地位和机会。如果有一天在美国大都会或是其他大剧院中，常年甚至在每个季节都有我们的艺术家在演唱，那时候才是我们在西方真正站住了脚跟。”

　　结语

　　在与杜老师半个下午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教师和演员身上所背负的沉甸甸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甘于寂寞、坚守着对音乐虔诚的信仰、默默奉献、以身作则的人，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稳步向前。“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文/王在兴 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