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带着“胭脂”来爱我

　　吴虹飞，广西侗族人。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中文系双学士，当代中文专业硕士。1999年9月成立乐队“幸福大街”。毕业后一直在媒体工作，有各样名声，令人好奇。

　　采访进行的小店音乐喧闹。吴虹飞独自坐在靠墙的角落里。她常常笑，笑起来眉毛、眼睛和鼻子都皱皱地挤在一起。

　　她曾经激烈动荡，荒废时光；她曾经执著坚持：宁肯饿死也要做音乐。她第一本书叫《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也许一语成谶，自此之后便有了她双重甚或多重的身份。

　　工科女生吴虹飞

　　环境工程系出身的吴虹飞至今保留着严谨的引文注释习惯，以及发现错误立即道歉的细致作风。她随身带着书，随时阅读，范围广泛。虽然她不再研究垃圾焚烧，但始终记得她的出身：清华——那所以“严谨、求实”闻名的著名学府。

　　摇滚歌手吴虹飞

　　作为“幸福大街”的主唱，曾经她嗓音尖利、姿态暴戾，以近乎天真的童声、近乎祭礼的高音及它们之间的撕扯张力，来歌唱红色的“嫁衣”、白色的“毒药”和酿酒的“粮食”。她出没于摇滚酒吧，有人无比憎恶有人感动流泪。许多女孩挤在酒吧里对她喊：“阿飞，我们爱你”。不久前她出了一张EP《胭脂》，仅在淘宝网上销售，仿佛低到尘埃里的纤细藤蔓开出花朵，粉墨登场，“借尸还魂”。

　　裙子爱好者吴虹飞

　　在被问及裙子数目的时候她轻描淡写：一百条吧。她知道穿不完——只是买，然后送给燕子(注：吴金玲)，一个嗓音轻柔唱民谣的女孩，总是在演出中与她一起出现。采访当天她穿着白色棉布吊带裙，有布满镂空修饰的肩带。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裙子？她说：“裙子是奢侈品”。

　　记者吴虹飞

　　吴虹飞专事人物访谈，有采访集《这个世界好些了吗？》出版，被白岩松、马晓春等人高度评价。然而她仍是自称“头脑愚驽，口不择言”。谈起工作，她深深呼气，神色略有倦怠。

　　在白岩松为她的采访集写的序里，吴虹飞作为一个对幸福的追问者存在。然而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对“不幸福”的描述她更为拿手。她写道：披衣而坐，四顾无人。这其间种种难以言说。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到：你幸福吗？眼前的阿飞姑娘，眉眼活泼，腿放在椅子上，顺势换了个姿势，轻微地拍着桌子仿佛马上要揭竿而起：“我当然不幸福！”那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当二奶啊！如果有人给我三、四万买房子，我也天天在家呆着，跟你聊哲学，聊音乐，随便请很多人到家里吃饭，这样的生活才叫‘幸福’！”。

　　［访谈纪实］

　　中国音乐报(以下简称中)：05年夏天的演出，你穿一条白色连衣裙；去年11月的演出你穿红色的麻布裙子；今年4月你穿起了越南丝旗袍。这是否有意为之？

　　吴虹飞(以下简称吴)：那条白色连衣裙是有意为之。唱那样阴暗的歌，应该穿白色，符合我需要的对比。红色的裙子是在地摊上买的。越南丝——我好不容易到了西贡，只有使劲买东西才觉得值。

　　中：你一直穿裙子，但形式越发传统。这种变化似乎与《胭脂》所体现的变化暗合。

　　吴：我觉得裙子是奢侈品。我没有别的奢侈品，除了吉他和ipod。对裙子的爱好跟《胭脂》所体现的那种向传统的靠拢是一致的：裙子本身，妩媚的，要去讨男人欢心的，它几乎也是奴性的，传统的。那是曲意奉承，逆来顺受。

　　中：你在04年发行了《小龙房间里的鱼》，时隔三年才发布了新EP，谈谈这两张唱片的不同？

　　吴：有人分析《小龙房间里的鱼》是关怀社会的。比如《女儿》，它很明显是关于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孩的——而她甚至什么也不知道，她开始的口气很高兴，很天真，甚至有点诱惑，她想着“买上一颗棒棒糖”就可以回家，即使“街上的人那么多，我不知道谁是你的Father”。后来声音就越发凄厉。我写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要关怀社会问题，只是见了一个这样的女孩，她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这种“无知”让人心里难过。

　　做《鱼》的时候我们的乐队是很尖锐的。也许是最尖锐的。比如《现场》。当时所有乐队——尤其是那些重金属乐队，他们想要更重，越重越好，只有我们想到用轻的、薄的东西，像薄薄的刀子，轻易地撕裂人心。

　　《现场》是我们在唱片里隐藏的最后一首歌，如果你忘了关机，在80多个空白轨之后它才会出现。有的时候它甚至会让我们自己也害怕。

　　过了三年，我把《胭脂》拿出来娱乐给大家看。其实，《胭脂》就是粉墨登场、“借尸还魂”。胭脂，平庸，装饰性，又是最古典的，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这是一种美丽的对奴性的想象。《胭脂》没有社会意义，它的意象也全部都是柔媚的，缺乏力度的。我有时只是喜欢装模作样：装模作样地讨好，装模作样地温柔。我无法清晰表述这些痛苦和反抗，而且我分不清楚究竟是抗争，还是某种妥协。

　　中：你在博客上提到《胭脂》是有致命缺陷的，就是激情的丧失，这如何解释？

　　吴：音乐并不仅仅是靠激情的。在表现过程中，技术的控制更为重要。唱歌是有自由度的，你要清楚自己的声音，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清楚自己是谁。也许一个人早年会有那么几个瞬间，在那几个瞬间里，他切实地接触到了自己，清晰地看到那个人是谁，但是以后就很难再有那样的瞬间了。在做《鱼》的时候，我清晰的看到了自己，看到自己的极限和力量。

　　现在我偶尔听《鱼》里的歌。我有点想不明白，好像不认识当时的自己一样，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也许每个人都很彷徨。大家都一样。

　　中：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一天生日：11月11日。你会觉得自己和他有一些宿命的相似吗？

　　吴：我们都是天蝎座，都有些神经质，而且矛盾。就像他既有卑微的欲望又有对神性的向往。比如《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是朴素安静的工科女生，一方面是尖着嗓子唱歌的摇滚歌手。当然这些都是后来被人分析出来的，我写那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是双重的、分裂的。写完《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一年后，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迟缓。如果我跟很多人一样，毕业后或者出国或者工作安定，有车有房，那种双重性渐渐会凝固，凝固成一个块。可是我凝固不了。

　　有这么一个寓言，说一棵树只有斩掉枝桠才能长成一棵大树。我的问题在于什么都想去做：唱歌、写书、当记者。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是太过分了，太卖弄小聪明了。我真的应该更专注些。

　　中：你曾写道，出《鱼》是希望“过很多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这个卑微女孩子的爱情”。这种记录或纪念的感觉在你的作品中似乎非常明显。

　　吴：我想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要记下来。我从来没有用言语表白过，没有办法，只好做一张唱片。你会发现爱情这个东西就像催化剂：化合物生成了，催化剂被提取出来。它仍然是那样，跟化合物没有关系了。爱情所带来的纪念——一张唱片——已经产生，就跟当时爱的那个人没有关系了。有时候想想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

　　中：那《胭脂》对于你呢？还会像《鱼》一样是个纪念吗？

　　吴：《胭脂》对我而言更像是个任务，我着急地想完成它，不完成它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我觉得不塌实，真的！人是有危险的——这个世界这么动荡，你怎么知道你所有的信仰不会突然失去？

　　中：除了歌手这个身份，你现在还是《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并且已经很“资深”。这种有反差的身份会给你带来什么？

　　吴：无论是唱歌、出书、采访、还是恋爱，我做什么都是抱着不会成功的想法，因为我总是不合时宜，我的出身我的背景都太“可疑”了。我出身工科，长着一张中产阶级平庸的脸，具有国内知名媒体的从业背景，缺乏草根精神，懒惰，好高骛远，没有任何劳动人民的气质，也没有艺术家的野心和魄力。所以从来没有乐评人给我正面评价，给我归类。我总是游移在任何体制或团体之外。

　　中：你说，“这个世界不会有人伤害你，除了你自己”。谈谈你对“伤害”的理解。

　　吴：有个朋友说我像一面镜子——镜子就是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自卑的人看到自卑，浅薄的人看到浅薄，简单的人看到简单。但是我确实不是恶毒的人，我也从来不倾向于随意怀疑或揣测别人。我只是不设防。很多我敬重的老记者、老编辑说，你要学着保护自己啊。可是怎么是保护自己呢？我不会对你隐瞒我的想法，但我也不会告诉你任何和隐私相关的事。

　　我最近在看《这个时代的神经质人格》，如果一个人神经质、焦虑，就会处处为难。我只是想与人为善。但是我又时常想：善良是什么呢？绝对的善良，真理，情感，好像从来是没有的。

　　我心里感谢所有在我受到伤害的时候仍然默默支持我的那些人，同时也感谢那些喜欢我音乐的人。文/张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