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石夫

　　在网上，看到石夫老师辞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我马上向中国吉他学会的王友民老师询问。“是，石老已经走了！追悼会于5日上午十点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举行，让我们一起为他老人家送行吧！”王友民老师的短讯如是说。

　　我感到莫名的惶恐、悲痛和不安。我尊敬的石老走了。

　　24日晚，我去参加石老的作品音乐会的时候，他还神采飞扬，谈笑自如，对我说：“给你留了票。今天比较忙，照顾不到你了。”次日中午，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我因个人琐事推脱了。没有想到，这次通话居然是永别。

　　作为后辈，我不敢高攀石老是我的老师，也或许还不具备评价他的资格。可是，从多次采访石老的过程里，我学到了很多音乐内外的常识，比如，如何欣赏交响乐，如何看待乐器的改革，基层尴尬的音乐教育，如何看待MIDI，新疆音乐的故事以及当下文化浮躁现象等等。渐渐地，我和石老成了忘年的朋友。

　　05年7月，为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到石夫家采访，主要聊音乐理论、音乐现象和歌剧《阿美姑娘》(抗日题材)，这次采访是我们的初识。令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谈到的音乐理论，而是他的MIDI工作室。70多岁的老人居然可以把MIDI玩得这么棒，一点不落后于年轻音乐人，真让人惊叹。

　　我听了石夫老师为宋飞等音乐家制作的民乐专辑，“这里的乐队都是电声的”，他说。真声与电声的混合很纯净，尤其在他的《瑶池水音》专辑中，电声更是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1997年8月，石老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另一只手伸向MIDI》的文章(发表于《SOFTWARE软件》杂志)，专门谈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MIDI的经历。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他的文集中。

　　我和石老很有缘，总能在音乐会上不期而遇。每次见面，我总是追着他问音乐方面的掌故。我是历史学家唐德刚的书迷，在唐氏的书中，曾有奚落俄罗斯斯拉夫文化的诙谐论述，因此，我总是对于俄罗斯的文艺作品心存偏见。石老劝告我说：“听听‘老柴’的作品吧，它非常严谨。”正是因为石老的推荐，我才开始了解俄罗斯的民族乐派以及其背后深沉的弥赛亚主义精神内涵。

　　吉他不仅仅是一种伴奏的工具，也是一种非凡的乐器。或许没有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戈的《阿蓝胡埃斯吉他协奏曲》，吉他在古典音乐领域的地位不会提升得那么快。但是，中国作曲界很少关心这件流行性极强的乐器。据说，谭盾曾经在美国发表过吉他的协奏曲，强调音色的流动，但并没有在国内演出。

　　石夫老师的吉他协奏曲《我在罗马》填补了这个空白。在他创作《我在罗马》的时候，我曾去过他的工作室。他一边在电脑上演示，一边给我讲解：“这里要放一个插部，那里的结构还得调整，乐队不要太大，否则影响吉他的发挥——”表情始终很严肃。这些场面仍旧历历在目，好像在昨天。

　　从歌曲《娃哈哈》、《阿瓦尔古丽》、《牧马之歌》到歌剧《阿依古丽》、《古兰丹姆》、《阿美姑娘》，再到舞剧音乐《文成公主》、《南越王》，包括今年作品音乐会演出的《恰哈尔卡·木卡姆交响组曲》，石夫老师的作品总是有着浓厚的民族韵味和严格的音乐逻辑。

　　在一次采访中，石夫老师对我说，我们现在的音乐创作和传播好像陷入了一种失落，好比一说到西北民歌就是“信天游”，其实陕北有非常丰富的民歌，单单榆林地区的民歌就有很多种；或一说到云南就是“小河淌水”，其实那里的少数民族民歌也不只有彝族、白族和哈瓦族民歌。

　　1950年，石夫远赴新疆采风，一住就是八年，八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南疆、北疆。石夫老师说：“那时，我们的口号是‘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新疆的民歌资源非常丰富，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回族等风格的民族歌舞，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异域风情。石夫老师采集整理新疆各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成为新疆音乐的专家。

　　谈到新疆，石老语重心长：“少数民族的民歌艺术，需要活的传承。从前，我采集的哈萨克芦笛演奏等形式，现在去新疆已经很难看到，现在新疆青年人也不知道如何演唱和演奏，只有一些草原上的老艺人还能掌握。”

　　少数民族民歌有其自己的特点，石老说：“少数民族音乐有其自己的味道，我们要深入地分析少数民族音乐的艺术特点、音乐与当地人民生活。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国外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苏联时期对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间音乐的保护和研究很有成果，对音乐创作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意大利对于自己本民族的弹拨乐的保护与研究也很见成果、日本对于本国邦乐的保护也很到位。”

　　石老的故事还有很多，越写越伤心，就此停笔。仓促成文，谨以此祝福逝去的长者，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