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故事

　　艰难玉成的音乐启蒙经历

　　1922年春天，聂耳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初小的四年即将进入高小。但是他遇到了难题，学校规定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加入童子军。加入童子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准备制服、腰带等一整套的东西。聂耳想到母亲终日操劳和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所有一直没有加入。但是校方要求进入高小的学生必须都是童子军，否则只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去。母亲大病初愈，聂耳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开口要钱了。

　　没有办法，聂耳只好转到求实小学去。学校根据聂耳的成绩并考虑到他家的经济情况，给他提供了一部分补助以减轻学杂费所带来的负担。聂叙伦也在那里上学，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倒是比师范附小近得多。

　　由苏鸿纲校长创办的求实小学因为没有资金造校舍，所以只能借在孔庙里上课。由于场地狭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大概是三十个学生左右。苏校长认为虽然学校设施简陋，但是，“艰难玉成”，学生多经历一些曲折和磨难反而能够锻炼得更加出色。学校上下彻底贯彻苏校长的这一教育方针，因此求实小学的校风之佳远近闻名。同时，学校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的情操教育。音乐方面，除了传统的民族乐器外，还弹奏风琴等西洋乐器。老师们很热心，放学后还指导学生练习乐器。求实小学以音乐教学出名，这对喜爱音乐的聂耳来说可真是因祸得福，求之不得的了。

　　第一张奖状

　　那是1925年的年初，孔庙通知求实小学必需暂时搬出去，因为大殿需要维修。他们还答应大殿维修完毕，学校可以搬回去重新开学。校方信以为真，就借了一所空房子作为临时校舍。一个月后，庙修好了，但是孔庙方面却食了言，他们拒绝学校回庙里重新开课。经校方再三交涉仍无果，学校面临着关闭的危机。

　　苏校长将一百多名学生招集在孔庙旁的一条小路上，向大家诉说了目前的困境。以学生会会长聂耳为首的学生们决定和校方站在一起，争取重新回到大殿上课。学生代表不仅与孔庙交涉，还直接向昆明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请愿。但是教育局只维护孔庙方面的利益，完全无视学生的要求。

　　碰了壁的聂耳和同学们又想出一个新的对策，每五、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分头到街上去动员市民。他们来到圆通寺，翠湖公园等那些人流量大的地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市民。没有地方上课的学生每天一大早就站在街头做宣传，以争取市民的支持。苏校长大力支持同学们的行动，老师们更是加入到了同学们的行列中去。师生们决定将这样的宣传活动长期化，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一个月后，孔庙怕把事情闹大，终于不得不同意让求实小学重新搬回大殿去上课。聂耳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复课后不久，学校发了一张奖状给聂耳，以表彰他品学兼优以及在这次斗争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这是聂耳平生所获得的第一张奖状。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0年，19岁的聂耳，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离开了云南家乡，来到上海一家商号做小伙计。当年冬天，商号倒闭，聂耳失业。聂耳富有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琴，但这也无济于事，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一个歌舞班当了一名琴师。聂耳在昆明的同学郑雷电来找他，鼓励他投身群众斗争的行列中去，从此，聂耳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一次上海工人为赈济16省水灾难民的募捐演出晚会上，聂耳与党的地下工作者苏平结识，苏平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沈阳，翌年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支持。聂耳鼓动歌舞班子到闸北去做慰问演出，但抗敌将士们对他们演出的“桃花江”等歌舞节目十分厌恶。内疚的聂耳唱起了“马赛曲”，到前线的艺术家感叹地说，要是有中国自己的马赛曲就好了。聂耳把此事记在了心中。有感于民族灾难的深重，聂耳紧握着音乐武器走上了革命道路。又一年秋天，聂耳在北平参加了文艺界联合大汇演，演出到一半，活动就被反动派禁止了。聂耳领头唱起了“国际歌”，群众齐声响应，用臂膀拉起了人墙，掩护着演员安然离去。

　　不久，聂耳、苏平要调回到上海工作，临行前，他们登上万里长城，极目四望，群山白云，烽火狼烟，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慷慨悲歌之情在胸中燃烧。聂耳的心底里汇成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庄严旋律。回到上海，聂耳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音乐创作活动。他来到码头工人中间，体验生活，创作了《扬子江暴风雨》中的组曲。不久，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他创作的歌曲如滚滚洪流，一泻千里，《大路》、《开路先锋》、《新女性》、《毕业歌》、《卖报歌》和《塞外村女》等，给予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成为人民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党决定派聂耳到苏联深造，临行前他满怀激情为田汉的词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号角和武器，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