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特-马祖尔
1月5日和6日，81岁的著名指挥家库特·马祖尔(Kurt Masur(听歌))率伦敦爱乐乐团来京，为国家大剧院开幕演出季奉上两场高水准的演出。出发前，这位曾在东德备受煎熬，却在统一后的德国被提名总统的伟大指挥，接受了莱布雷希特的访问，回忆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当我将库特·马祖尔描述为德国指挥传统的老前辈时，他看上去微微有些吃惊。去年7月他80大寿那天，登台指挥了一场BBC逍遥音乐会(Promenade Concert，简称Proms)，他似乎从来没有期盼过自己也有登峰造极的一天，甚至还不太习惯大家赞美他的尽职尽责。
他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光在东德政治制度下度过，直到64岁才有机会指挥一个世界级的乐团。于是，他将闷闷不乐的纽约爱乐调教得超凡脱俗。然而壮志未酬，他就成了2002年一场董事会战斗的牺牲品，黯然离去。马祖尔在80岁生日的前夜，满怀着未竟的雄心，对我倾吐了一段传奇的友谊。
“我记得我和克劳斯·腾斯泰德(Klaus Tennstedt，著名德国指挥家)坐在莱斯特广场的一家中国餐馆里，我们都很高兴，他一直抽着烟。我对他说：‘克劳斯，上帝给了你天赋，你就有了一种责任，可得保持健康。’他说：‘你怎么像我妈一样？’”腾斯泰德是个单纯的天才，1998年死于肺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马祖尔缺少的那一半，那想要而得不到的另一种生命。
他们相遇于1948年，当时腾斯泰德在亨德尔的家乡哈勒管理乐团，而马祖尔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钢琴家，也在舞台上挥着指挥棒。他们当时都是21岁，又都患有一种罕见的手疾，随时可能结束他们的演艺生涯。在失败的沮丧和闪烁的希望中，他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腾斯泰德冲动、狂乱、火爆、浪漫，有时会像一只困在欧椴树上的小猫般无助。马祖尔则局促、害羞、循规蹈矩。“他的母亲总是说：克劳斯，为什么你就不能多学学库特？”马祖尔大笑着说。但事实上，是库特更渴望能像克劳斯那样随性。当克劳斯得罪了东德当局，库特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好友出了国。“我必须这样做。”马祖尔说。
腾斯泰德之后成了伦敦音乐家的灵感之源，被奈杰尔·肯尼迪(Nigel Kennedy(听歌))等奉为偶像。而马祖尔继续留在东德，与当局的关系起起落落，上世纪60年代曾有3年无法工作，得靠卖车得来的钱维生。直到1970年，他被任命为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乐团的总监，一干就是26年。1972年的一天，他开着崭新的奔驰车驶进一条小路，结果迎面撞上另一辆车，造成3人当场死亡，其中一个是他的妻子。这场事故几乎让他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们把我从燃烧的车里拖出来，我妻子躺在草地上。我听到医生说，这女人已经死了。我们5岁的女儿走过来说，爸爸，你看我的布娃娃多么脏。”
他说他之所以活了下来，全是为了小女儿。他躺在一个亲戚家里养伤，女儿每天都在楼梯边摆弄一件玩具乐器。他受了内伤，又患上了忧郁症，无法考虑指挥的事业。格万特豪斯乐团的乐手们上门对他指着日程表说，巴赫b小调弥撒还有6周就要上演了。终于在演完最后一个音符后，他说：“我并不羞于承认自己当时哭得像个孩子。”
1989年10月东西德合并之际，马祖尔帮助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流血冲突。他通过广播说服7万名莱比锡的抗议者到他的音乐厅里去讨论时局，而不是冲向等在广场上的坦克。两德统一后他被提名为新德国的第一任总统，但马祖尔无意从政。当纽约抛来橄榄枝时，他在惊讶之余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来自国际的认可。他没有更换成员便将纽约爱乐乐团重新推向了高峰，他用最简单的激励机制让乐手们重新找到了自信，也赢得了城市的尊重。纽约爱乐受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好评；“9·11”事件后，乐团又担起了安抚人心的重任。然而马祖尔的人气却敌不过办公室阴谋。离开纽约后他来到伦敦爱乐，也正是老友腾斯泰德当年执棒的乐团；之后又与法国国立管弦乐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这两支乐团都在去年的逍遥音乐节中登台，而马祖尔提醒我，逍遥音乐节正是腾斯泰德的最爱。多舛的命运让库特·马祖尔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已是大幸。他70岁以后做了肾移植手术，本来应该安生的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紧迫。他的系列生日音乐会从里约热内卢(在那儿他遇到了第三任妻子—一位日本中提琴演奏家)一直开到新年的北京，这对一个西里西亚边区出来的土小子来说，是一场有着童话般结局的奥德赛之旅。
然而库特·马祖尔还不打算谱写终曲。使命还未完成，责任依然重大。当不指挥乐队时，他会教育从欧洲偏远地区来的年轻指挥们，让他们多读书、努力工作、珍惜自己的天分。“如果年轻人做不到这些，他们应该离开这个圈子，去找其他工作。”他语气坚定。文/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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