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我是一只后飞的鸟(图)

　　在美国林肯中心以及德国、日本的一系列成功巡演，书写了这位年轻演奏家成绩不俗的2007年。今年初，国家大剧院的开幕音乐会上，甩着一头标志性长发的他，又与吕思清、黄滨、宁峰等另外三位中国的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得主同台。上周，黄蒙拉回到上海，推出签约环球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非常小提琴》。

　　走下舞台的黄蒙拉，又恢复了他的学生身份———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留学生。在一家上海菜餐馆跟本报记者聊天，6年前那个刚获奖的青涩男生仿佛又“回来”了。但言谈间的成熟与干练，又让人感觉，他长大了。

　　曾经很不被看好

　　问：与我采访过的一些幼时就被称为“天才”“神童”的演奏家相比，你自幼并不被看好，得奖了也有人说“爆冷门”。会不会介意这种评价？

　　黄：呵呵，我从不介意。我四岁半就开始学琴，那时我像多动症似的，太活跃，父母便要我站在小凳子上练琴，一站便是一小时，还被第一个老师用钢尺打过手呢。但是从小在家长安排下拉琴，没有一个小孩会喜欢的呀。

　　我是以自费生身份考进上音附小的，是当时班里十一二位公费生之外，唯一一个自费生，家里给我交了3000元学费。成绩一直不怎么好，所以就算我考上上音附中时名次升到第二位，老师仍不看好我。我想，应该是怪我太调皮，而且“开窍”得晚吧。

　　问：后来是怎么“开窍”的呢？

　　黄：我当时被认定技巧很好，但欠缺音乐感觉。六年级时作为一块难啃的骨头，我被扔给了俞丽拿老师。俞老师不怕，她说，音乐可以是一生的学习，所以就算早期少一点音乐感觉也不打紧，可以慢慢寻找和补上。

　　16岁时，我生命中的拐点终于出现了。当时我第一次出国参赛，到法国参加一项青少年赛，结果当然没有得奖。但我不是“空手而归”，法国的气候、建筑、音乐都感染了我。比赛时听其他选手演奏，我忽然发现，原来音乐可以这样演奏，这是我第一次感悟到了演奏者想说的“话”。虽然连第二轮比赛都没有入围，但此行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回国后，我开始真正自发地想学好琴了。

　　俞老师坚持用自己的观点，打造中国的专业演奏家。我现在明白，俞老师的“中国制造”，与欧洲以审美启发为主的艺术教育模式，方法迥异，但在培养成功的专业演奏家这方面来说，真的是殊途同归的。

　　获奖后选择留学

　　问：得到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后，你似乎走了一条与李云迪(听歌 blog)(听歌 blog)相仿的路，没有忙着“出山”，而是选择了留学。

　　黄：2002年得奖后，我有机会走上职业演奏家之路。当时开音乐会和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不少，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也很高，但是，我扪心自问：自己有能力对观众负责了吗，我的演奏真的足够强了吗？演出的次数越多，我越发现自己的不足。仅仅凭借在大学本科所学到的东西，仅仅用热情与习惯的方式来处理曲目，往往会让演奏变味。所以，我还是选择在上音当了3年硕士研究生，之后又踏上赴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留学两年的道路。这样做，让我心里踏实。

　　问：怎么会选择匈牙利小提琴大师吉奥吉·帕克当老师的？

　　黄：我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演奏比赛、大师班的时候邂逅大师的，他跟我非常投缘。71岁的大师带教很多弟子，但他还是坚持每年自己一定要登台演奏，不久前还到匈牙利开了最后一场演奏会。从他那里，我学习的是关于古典音乐的逻辑和品位，也试着学会在演奏的热情与理性间寻找一种平衡，他帮助我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捕捉到更多的音乐灵感。在细嚼慢咽中，我让自己变得更强。

　　新唱片不为炫技

　　问：去英国学习后，再回来做你的新专辑《非常小提琴》，与之前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黄：我与环球录制的第一张专辑是《小提琴炫技经典》。但这些年，我一直都相信一句话“所有技术是为音乐服务的”。到了英国，最大的收获是学习如何将音乐与技术作更好的结合。

　　录这张新唱片，用了迄今为止其他人没用过的一种方式———收录了小提琴400多年历史上最杰出的演奏家所创作的杰出小提琴作品。我认为，小提琴是一件需要专门技巧来演奏的乐器，但往往不是每个作曲家都真正了解小提琴的演奏特性。当作曲家本人就是演奏家的时候，这些作品总是让人感到更过瘾。这些演奏家们所创作的杰出曲目都很具有挑战性，而这种挑战性又和音乐趣味融合在一起。当演奏型的创作者们将酣畅淋漓的技巧与天马行空的音乐表现力完美结合的时候，会让人领悟到“传奇”二字。

　　问：为什么你不选择录音棚，而在东艺演奏厅录制专辑？

　　黄：我喜欢面对观众的感觉。当然录音室录的声音一定更干净，但我更喜欢音乐厅的感觉，不仅音色比较温暖，而且有一种特别的氛围能让我更投入。伍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