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扬与柏林爱乐的冲突及和解

　　对于乐团拒聘梅耶，卡拉扬最初的反应是愤慨。若是他们不识货，他恨不得揪住他们的头让他们瞧个清楚。他曾写过一封信，一方面承认乐团们有考核和决定是否接纳求职着的权利，一方面宣称自己绝不同意他们的判断，并宣布了他的惩罚决定：除规定的每年六轮演出外，电视演出、灌唱片、旅行演出和音乐节演出通通取消。他恨不得饿死他们。1983年秋，事情又有了转机，梅耶仍在乐团演奏，这当然使卡拉扬感到满意。但彼得·格尔思仍在经理的宝座上，这又轮到团员们不满意了。格尔思等于是卡拉扬、乐团和柏林市政府三方之间的中介人，而在梅耶的问题上他是明显地站在卡拉扬这一方面的，团员们恨不得拧下他的脑袋。许多团员原以为答应梅耶试用一年，格尔思就得滚蛋。格尔思的继续在位显示了卡拉扬的忠诚：毕竟他曾帮助卡拉扬寻出了留用梅耶之途。这同时也是一种权利的显示，是掴在团员们脸上的一记耳光。

　　柏林爱乐一位资深团员如是说：“跟一位独裁者打交道，要么全不买他的账，让你陷入纷争，要么实话实说。”这位先生承认，在许多事情上乐团是对不起卡拉扬的，弄业余室内乐团就是一例。“我们这方面做过一些大错特错的事，这不假。但他借梅耶一事威胁我们，我们要是屈服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权利(那是乐团的顶梁柱)将毁于一旦。这个乐团建于1881年，是由五十位不愿屈从于指挥和经理部门的独裁统治的团员创办起来的。他们制定了民主章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音乐总监是位有名有势的明星就放弃我们的传统。他总是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也太过份了。我们需要有一份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章程，包括选择团员、独奏家的办法等等。卡拉扬对我们说：‘你们还要什么？要不要投票决定我该怎么指挥？’舞台上没有民主，但在台下，我们至少应享有在校学生那样的民主。他拥有的权利过大，绝不能再这样了，被他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瓦格纳。”

　　詹姆斯·高尔韦在柏林爱乐演奏几年后，认为团员们是“难以对付的一帮”。他们报酬丰厚，受人羡慕，备受尊敬。作为团员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过强了。这种情形可以说不少是卡拉扬造成的。卡拉扬的老友迪克·伯特拉姆回忆说，六十年代，卡拉扬对待团员们的一些做法叫人吃惊。“外出演出，他坚持让大家住最高级酒店，还鼓励他们穿著名牌服饰。是他在帮他们充气，让他们更好地树立起个人形象。”

　　柏林爱乐也并非铁板一块，若进行民意测验，对于乐团与卡拉扬之间的争端各位团员的态度也会略有不同，对于如何解决问题也会各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事关团员权利，他们就会抱成一团。卡拉扬试图对乐团的基本结构来一次变动，团员们都忧心忡忡。如鼓乐作曲者沃纳·萨里森说：“对于新团员来讲，重要的是要听取乐团的意见，因为凡被采纳的每条意见都事关乐团的演奏特色。正如我对卡拉扬讲过的一样，他是名人。他有可能打破我们原有的体系。我们必须谨言慎行，他要这样干就师出无名了。我们还得采取一点措施以避免乐团受到损害。指挥这个身份本就易导致独裁，哪怕年轻指挥也会有此倾向。公众和批评界需要明星。但卡拉扬不合乎当今的潮流。”

　　团员们的正式代表、低音大提琴手雷纳·泽佩里茨也告诫大家必须谨慎从事。“对于富特万格勒来说，乐团就像是他的老爸，我们得把他照顾好。而卡拉扬却是乐团的老爸。如今有了麻烦，我们要一如既往，尽职尽责。我们已跟他这样一位伟大的指挥家、音乐家相处了28年，有麻烦也不过就这一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不要跟他闹翻了。我们不应该太较劲儿，要努力度过这个难关，他是位伟大的指挥家。我们得由着他点。我们既然能容忍富特万格勒的暴躁，现在为什么不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呢？”

　　第二年，形势日趋恶化。矛盾的中心仍是单簧管手梅耶的去留问题。她的一年试用期将于1984年6月届满。卡拉扬私下警告乐团说，如果梅耶被赶走，他将要“采取行动”。面对巨大的压力，梅耶(不知她是如何在这种压力下熬满一年的)终于自行退团了。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意识到续聘希望渺茫。愤怒至极的卡拉扬将自己的警告付诸行动，只是团员们事前谁也料不定他报复的具体措施是什么，直至事到临头答案方才揭晓，他取消了柏林爱乐原定参加的六月萨尔茨堡一年一度的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该系列音乐会共三场，连演三晚，分别由三位指挥家指挥。结果，马泽尔和小泽征尔所指挥的两场是按原计划由柏林爱乐演出了。而卡拉扬那场，他却自己掏腰包用飞机接来维也纳爱乐，取代了柏林爱乐登台，他甚至不惜麻烦重印了节目单。

　　对于柏林爱乐来说，这自然是最大不过的羞辱。这次事件等于是双方的公开宣战。丑闻传遍了大街小巷。“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事件”发生的几天之内，柏林参议院解除了彼得·格尔思的经理职务。格尔思愤然离去，威胁说着是侵犯合同，他要诉诸法律。一位乐团团员明显幸灾乐祸地说：“格尔思偏心，跟乐团作对，他押下赌注，认为我们会屈服于卡拉扬的权利和压力。他失算了。”卡拉扬则说：“格尔思不该发表那声明，他昏了头，要不然我会支持他的。”

　　解除格尔思职务后，柏林文化部长沃克·哈斯梅(WolkerHassemer)随即打破了沉默，要柏林市议院给乐团撑腰，他的话实为不详之兆。(卡拉扬曾说：“议院可以说声让伯恩施坦来指挥。他们有此权力，他们绝不敢这么干，不过他们有这个权力。”)“市民们已有议论，他们可不像我们这样对卡拉扬有耐心，”沃克说，“爱卡拉扬的人同样也爱乐团。他在萨尔茨堡的做法破坏了他们的婚姻。”

　　预料之中的轩然大波终于兴起了。一些德国音乐批评家提出警告，说如果卡拉扬离开，将会导致柏林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趋向乡土化。乐团也受到抨击，说他们“太自大”。一些团员作出反应，建议柏林参议院终止卡拉扬的终身合同。柏林各报每天都发布新闻简报，电视台也邀请评论家、音乐家做专题讨论，现场直播。舆论一点也不偏向卡拉扬。柏林爱乐前经理、已年届八十的沃尔夫冈·斯特雷斯曼被说服出任代理经理，这是一个好迹象。斯特雷斯曼头脑明智，年高德勋，又是卡拉扬的老熟人，他代表了乐团历史上一段快乐时光。何况他不存偏见，目光敏锐。要说到能透过谈判促成问题和平解决的话，这个人还非他莫属。

　　“乐团欠卡拉扬的情”，斯特雷斯曼在那张他熟悉的办公桌前就座，一面说道：“光说‘感激’是不够的。在指挥方面，卡拉扬是个天才，而另一方面，卡拉扬也得问问自己，用音乐作比方吧：一位小提琴家用一把走调的小提琴演奏，他的成功还维持得了多久？”

　　格尔思被解职，当期的《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印出了卡拉扬的照片。大标题是：“柏林爱乐的纷争，卡拉扬高高在上的时代结束”。报道文章的概要是：三十年来，卡拉扬和柏林爱乐演出的音乐会近1400场，灌录唱片300套。现在，这种有利的合作宣告结束，这种事情尚未有先例。

　　乐团撤回了它的信任投票作为反击。所谓撤回信任投票包含三重内容：

　　其一，作为对被取消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演出资格的反击，乐团书面通知卡拉扬，他们将不参加预定于8月24日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

　　其二，“柏林爱乐者乐团”(私立乐团)与DG公司的唱片合同于当年夏季终止，团员代表已开始与CBS(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商讨不包括卡拉扬在内的唱片灌录合同(虽是老曲重录仍会有销路，因为卡拉扬的唱片发行太多太广，虽然肯定别的公司巴不得与他合作，但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竞争)。“柏林爱乐者乐团”(BerlinPhilharmoniker)(换汤不换药的柏林爱乐BerlinPhilharmonic)本来就有权自己谈判唱片合同，但在这之前他们通常都要跟卡拉扬商量并且尊重他的意见。与CBS的合作其实策划已久，几年前CBS公司就向柏林提出邀请。现在，由于一直被视为卡拉扬接班人的马泽尔已与CBS签约，“柏林爱乐者乐团”与CBS合作的密谋就更易实现了。而CBS正是卡拉扬唯一未曾合作过的大公司。卡拉扬打出的下一张牌则是，宣称他乐于同CBS合作灌录唱片。正如卡拉扬一位合作者所指出，他这完全是一个战术性的动作。因为他明知CBS不会有兴趣(因为曲目问题)，但这是一个姿态，使他显得更占住理，更能赢得支持。1984年夏，柏林与CBS果真出了一张唱片，指挥是巴伦伯伊姆。在卡拉扬心目中，从来就不认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其三，也是对卡拉扬毁灭性的一击，是乐团威胁要撕毁跟卡拉扬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所订的中介合同。这最后的一招的确是沉重的一击。因为这意味着卡拉扬无法完成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的拍摄，而这是他将自己的的重点曲目拍成影片的首期工程，他已为此花费了大笔资金。当然，卡拉扬也可以以违反合同提出起诉，多半也能胜诉，但这样做得耗时费力，还可能引起公众反应，还不知要拖上多久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一位乐团成员说：“我们要向他证明，我们的权利、我们对乐团机构的责任不是可以出售的。人们认为他取消了我们的录唱片的生意，取消了巡回演出和音乐节的演出，我们就会因为收入减少而投降。他绝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反抗。他终于看到了我们不是闹着玩的。”

　　卡拉扬也不示弱：“他们不能说‘我们不演奏’，因为我有终身合同，而且我要坚持合同。如果说他们丢了面子，那么没有面子也得演出！”但显然他自己的处境也不妙。暗地里他在悄然而迅速地行动。他分别与维也纳爱乐和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接触，寄望于他们能帮助他完成贝多芬交响曲的影片工程。但即使这两个乐团乐意，你总不可能把另一个乐团的镜头和柏林爱乐的镜头接在一起；更何况维也纳爱乐和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均表示爱莫能助。

　　为进一步吸引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卡拉扬许诺让他们取代柏林爱乐参加将于九月份举办的柏林音乐节，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他还许诺说可以把这部作品灌成唱片，以及1985年在音乐节演出和灌录唱片方面进一步的合作。但他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已先有计划要赴苏联演出，再说乐团自身已忙得不可开交。

　　智取柏林爱乐的努力宣告失败，卡拉扬于8月14日给乐团写了封信，迈出了和解的一步：

　　国际音乐界和我们的公众都盼望《b小调弥撒》。恰好是这首曲子，它浸透了博爱和基督精神，更容易促使我们以和解的态度停止争端，重归以前的团结。

　　漫长的三十年几乎包容了我和许多团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三十年来我们能够成功而持久地合作演出，皆因我们在音乐上融合如一而且彼此尊重。最近的不愉快和过失不可能、也绝不能允许它给我们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备受世人瞩目的不断进步抹黑。因此我提议，1984年9月的柏林音乐节——作为柏林爱乐指挥，我与这个音乐节从1953年一直合作至今——期间，我们仍携手登台。至于尚未解决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可以在更平静、更客观、更宽松、更耐心的气氛之中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衷心致意

　　卡拉扬

　　1984年9月17日，《明镜》刊载一篇文章，题为《没人相信这顿饭》：“卡拉扬的信在团员中传阅时，没有谁额首称庆感恩戴德……对于卡拉扬的这些惯受呵斥的孩子们来说，巴赫的基督精神远不如大师意欲进行的‘内部清洗’的愿望事关重要……”撇开傲慢的、雄辩的基调不谈，对于整个事件而言，这封信毕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师所做出的姿态有可能为继续合作铺平道路。

　　那些密切注视是必要的，但通过多年对卡拉扬行为的观察，谁也没抱太大希望。但如此突然地，转机就这么发生了。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一些头脑较为冷静者(几位跟卡拉扬贴近的人，当然也包括斯特雷斯曼)做了工作的结果，这些人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为打破这毁灭性的僵局而努力。脑袋甚滑的斯特雷斯曼对《纽约时报》记者道：“卡拉扬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所以写了那封信。他不难看出，我们也能对他说‘不’。但现在我们只能说‘行’。可以这么说，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的大门已经敞开。”果然，9月24日在柏林音乐节上，演奏了巴赫的《b小调弥撒》，指挥是卡拉扬，演奏者是柏林爱乐。哪怕巴赫的《b小调弥撒》所需只是半个乐团，这次演出也确实是个良好的迹象。尽管《明镜》仍坚持认为，大师和乐团的关系永远不会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巴赫《b小调弥撒》的演出同时也为计划于1984年10月进行的访日演出铺平了道路。听过他们访日演出的人都激情洋溢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乐团也是元气大振。一些观察家认为，从他们在卡拉扬指挥下演奏的情形可以看出和解已是笃定之事。柏林爱乐的一位业务伙伴说：“他们重归于好，真是令人激动而又富有戏剧性。他们双方都动了感情。团员们认识到与卡拉扬作对是个失误。卡拉扬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每场音乐会你都会感觉到激动成功的演出。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乐团这方面的心绪，与其说是对卡拉扬充满了兄弟之爱，毋宁说多少带点实用主义的色彩。而卡拉扬之重掌乐团亦未见注入什么“兄弟之爱”。在卡拉扬统领乐团两年后，即1957年，保罗·穆尔曾写道：“他赢得与其说是热爱，不如说是尊重……在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演出期间，他曾作出明显努力想使气氛缓和一些，甚至和大家开开玩笑，但正如团员所说，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触角。他那闭着眼睛指挥他们的习惯，无异于他们关系的真正写照。团员们有一种不满和反感的情绪，似乎作为团员他们并未被卡拉扬放在眼里，觉得自己在卡拉扬心目中只意味着一种声音弦乐或管乐或鼓乐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