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你们俩有意见不一的时候吗？

　　周耀辉：其实都会有很多磨合。比如《天花乱坠》这首歌是用流行文化的方式在讽刺流行文化，里面有一些很通俗的词，比如“股票”、“工作报告”、“炒菜”之类，而因为之前达明一派的风格是很文艺的，所以明哥就会有些担心。后来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

　　南都周刊：和达明一派、黄耀明的合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耀辉：和他们的合作给了我很大的空间，我可以很自由地写。现在，来找我写歌的人都会知道我的长处和风格，不管对方是不是主流歌手，我还是擅于写有点奇怪的东西。另外一点，听黄耀明歌的人都会很注重里面歌词的意义。

　　世纪末的嬉戏——香港流行乐黄金时期

　　“另类不一定好，主流不一定差”

　　1992年，周耀辉突然离开香港远赴欧洲定居的举动，甚至引发香港时事杂志大标题猜测。远在荷兰过起了读书+写词+看电影/听音乐/泡酒吧的日子，周耀辉却从来没有脱离香港流行乐的脉搏，也未错过香港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从词人“个体户”时代，到先后与宝丽金、滚石、英皇等大集团签约，周耀辉为黎明、王菲、林忆莲、莫文蔚、卢巧音、谢霆锋、陈奕迅等艺人作词近百首。主流与边缘之间，他始终有自己的控制。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你给许多天王、天后级的歌手写过歌，他们那时都处在巅峰时期，对你自己的创作轨迹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耀辉：这一类歌手的音乐平台很强，它们需要面对主流大众，所以我要做妥协比较多，可一定会在主流里保留自己可以玩的空间。比如说跟黎明的合作吧，《Happy 2000》是我第一次写Rap，“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那句里面其实有我对香港政治的质疑；《会客室》讲的是有一个空间，里面有见到陌生人之前的遐想和欲望；还有一首讲同性恋情的《DNA出错》，跟黎明的风格错位很大。和这些歌手的合作会让我觉得大路与边缘之间不存在好坏之分，另类的不一定好，主流的不一定差。

　　南都周刊：当时在接到某个大牌歌手的Demo时，怎么去给对方量身定做？比如说给王菲写的《流星》和《色盲》。

　　周耀辉：《流星》其实是我和刘以达给一个日本女歌手写的，因为她汉语不好，后来找王菲唱，她完全把这首歌唱活了，有一次我在鹿特丹偶然看了一部叫《北京故事》的电影，里面的插曲居然是《流星》，这首歌居然在北京也流行，我当时很感动。2001年的时候，我和黄耀明说终于等到给王菲填词的机会了(笑)，她一直以来的作品都太优秀了，所以我有点战战兢兢。根据王菲的风格来写《色盲》，写两个不管多亲密的人之间都有距离，我看到的黑白你永远都看不到。

　　南都周刊：这部分歌手里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创作过程吗？

　　周耀辉：给莫文蔚写过的《开水与白面包》吧。当时李焯雄对我说，我们要塑造一个不一样的莫文蔚。我们觉得她很独立、自信，而当时台湾的女生普遍处于一种比较温柔、可怜、甚至乞求爱情的状态，陈淑桦《梦醒时分》就是一个典型体现。“不知道是你的味道不好，还是我的胃口不好”，就是要这种干脆、勇敢，不要拖拖拉拉、哭哭啼啼。这首歌在当时的台湾校园引起了很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