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欢迎，有没有其他原因，某些社会现象做铺垫，比如越来越多的打工仔、农民工，社会阶层差距扩大？

　　刀郎：在之前我们制作的一些唱片时，我发现唱片市场是需要细分的，听众群的需求才是整个唱片市场的命脉。原来各大唱片公司大多一味地以自己的标准来引导市场，然后去引导整个市场如今要听什么音乐，然而我们的整个原先以做发行为主业的团队发现这个做法有明显的缺憾，因为市场在改变，我们更应该多去做一些听众需要的音乐。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歌，这些越来越多的需求，正是我们要去把握的。

　　南都周刊：这张专辑其实是你过去10多年来创作的精华版，过去的生活经历，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刀郎：要非常感谢新疆，感谢我的妻子(指小朱)，是她把我带到这个充满着多元化艺术元素的地方，是这里的风土人情打开了我内心深处最高亢的情绪。是这种情绪往创作上的转变形成了我的创作风格。这是让我的心情彻底平静的一段生活，这种沉浸在平凡中的心情让我的双眼可以更加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每种情绪的细节。比如我可以从我女儿游戏时的笑容里写出了《情人》；从下班时乘坐的公交车上，我写出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从朋友的酒醉中我写出了《冲动的惩罚》。

　　南都周刊：听说过去你也有过失败的音乐尝试，比如跟风做了符合当时流行的专辑？

　　刀郎：当然有很多的失败才会奠定这样的成功。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往往是以自己的爱好习惯来制作和创作歌曲，很多音乐商业化很重，听着也不错，但是艺术气息上就逊色很多，而许多的音乐也曾一味借鉴欧美，而忽略了中国歌曲本身的韵味，这样等于忽略了中国听众的视听习惯。在出这张专辑前，我的大部分时间在从事广告音乐及电视背景音乐的制作，现在搜集起来听，居然很多是布鲁斯、JAZZ等风格的音乐，与现在的差异非常大。所以那些以自我为核心的音乐是会缺少听众的。

　　随之而来引发的巨大争议

　　“音乐有阶层之分，这是我听到最最无聊的评价”

　　刀郎歌曲的走红还真有点像某种革命形式，先是在各大中小城市，随后就是上海、广州，最后就是北京，《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张专辑初来北京，当地反应很冷静，但是经过制作人宋柯的推荐，5月份，该专辑在各大音像商店上柜，不到5天时间，火热姿态重现。与之相随的就是巨大的争议，不少乐评人直言歌曲格调低俗，符合低级趣味(比如《冲动的惩罚》)，或者认为这些歌曲只有打工仔、农民工才会喜欢听等等。年底，刀郎在某音乐颁奖礼上不小心摔了一下，似乎成了某种预言，在争议面前，他很难冷静，也肯定受过伤害。隔年7月，他被张艺谋请到《十面埋伏()》首映礼上演唱，少数几次的公开亮相，有人追捧，也被人嘲笑。

　　南都周刊：不少乐评人也说你的歌曲格调不够高，主要是满足打工仔和城市贫民的审美，你介意这种说法吗？

　　刀郎：这是我听到最最无聊的评价，我第一次看到和听到甚至连音乐都有人在这么评价时，真的是有些震惊。我真的不明白音乐这种可以无国界的艺术形式，为什么在2004年忽然就开始有了阶级的区别，歌曲有民工、贫民、地主、商人、军人的行业区别。我很骄傲这些作为社会群体大多数人的行业里工作的兄弟们喜欢听我的歌，而且我非常介意那些无知的乐评以抨击我的歌曲格调来显示自己正奔向精英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