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7日，阿姆斯特丹新音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该团曾与中国20多位作曲家合作。届时，乐团将带来充满现代意味的音乐会，曲目将包括谭盾、郭文景及陈其钢的作品。在登陆北京前，该团艺术总监邦斯接受了本报的越洋专访。

　　新京报：乐团是怎样开始跟中国作曲家合作的？

　　邦斯：最初我们和熟识的欧洲作曲家合作。直到1988年底我到香港参加活动，在那儿遇到了谭盾、莫五平。后来，我在访问北京、上海等地时，又结识了另一些优秀的作曲家。3年后，荷兰举行了一场中国作曲家专场音乐会，包括陈其钢、瞿小松、郭文景、谭盾、莫五平和何训田的作品。音乐会很成功，我们就开始在欧洲巡演。此后我一直保持跟中国作曲家的合作，包括邀请郭文景创作歌剧，跟瞿小松合作等。目前新音乐团的曲目中有一百多首出自中国人笔下。郭文景可算是我们认识的最优秀的中国作曲家。他的创作非常贴近他的心灵。

　　现在我们也向年轻的中国作曲家发出邀请，为乐团创作新曲目。我很期待到北京以后，乐团可以跟音乐学院的学生一起讨论音乐。

　　新京报：与你们合作过的中国作曲家，跟西方现代作曲家相比，有什么特性和共性？

　　邦斯：许多被西方音乐界认为是新音乐的理念，早就存在于中国了。中国的弦乐器演奏技巧复杂，对我们的耳朵来说，既优美又具有时代感。我们最开始演奏中国音乐时，在西方作曲家听来，作品有些“天真”。那时的中国作曲家有点像孩子，听到新的旋律就去模仿。同时，中国作曲家因此拥有许多新奇的创意。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将西方作曲方法纳入自己的作品中，这样他们的音乐表现力就更丰富了。

　　新京报：现代音乐不够“好听”，不易入耳，因此至今现代音乐的受众依然“小众”。你认为现代音乐与乐迷的隔阂怎么解决？

　　邦斯：二战后的欧洲作曲家开始创作先锋音乐，与听众之间的交流渐渐减少。但当代音乐与听者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不能解决。我们专门为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选择了一首乐曲(卢恰奥·贝里奥的《民歌》)，其主要元素来自传统民歌，乐迷可以听见阿塞拜疆、意大利和法国音乐的影子。陈其钢在作品中使用到了古琴，中国观众对古琴也该不会陌生。

　　本报记者 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