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浮躁怎能打动人心

　　记者:《梁祝》诞生50年来的辉煌背后,其实一直隐藏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后来的作曲家技艺水平更高,反而写不出这样影响世界的作品来了呢?

　　陈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和创作者本人的心态有很大关系,有人以为我们写《梁祝》的时候经历过生死诀别的爱情,其实当时我们都是毛头小伙子,哪里有什么恋爱经历?我们写的是心目中的爱情,因而它特别纯粹。而如今人心变得很浮躁,作曲家也不像过去的老一辈,对音乐创作有执著而单纯的信念。内心没有炽热的渴望,怎么能写出好的作品?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作品打动人心?

　　这个问题还和我们当前的艺术教育有很大关系。很多学作曲的学生仅仅停留在创作技巧上,缺乏人文教育,一些琴童得了很多演奏奖,却变成演奏机器,甚至厌烦音乐。我们都说《傅雷家书》是艺术教育的典范,傅雷教了儿子什么?我们现在又是怎么教的?再说技巧,波兰作曲家潘德烈茨基就说过,现在所谓的作曲技术,还停留在国外四五十年前的水平,真是讽刺。

　　记者:前一段时间,江苏宜兴、浙江宁波、山东济宁等几个城市掀起抢夺“梁祝故里”的热潮,根据各种史料和传说,全国现在已有“七处梁祝墓、三处读书处”。各地竞相申请“梁祝传说”成为该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对此怎么看?

　　陈钢:梁祝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是一段民间传说,可能也有真实的影子。有一些事让我觉得很好笑,比如某个地方经过专家考证,说梁山伯在那里做过官,还是一个廉洁爱民的清官,可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梁山伯和艺术形象上的梁山伯完全不是一回事。老百姓会接受一个当官的梁山伯吗?在他们的印象中,梁山伯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一个痴情的“呆头鹅”。在我的心目中,“梁祝”的故事属于全中国、全人类,不可能归属于一个地方,硬要把他们打造成地方文化形象代表,我觉得反而是降低了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