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代表人物谷建芬，近日炮轰流行乐坛不尊重词曲作者，轻视音乐著作权保护，词曲作者所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回报。谷建芬还曝出现状：“我写的歌曲版权代理都给了音著协，半年一结账是4万元左右，全年才8万元，这主要是硬版权复制的费用，譬如磁带、CD等，还比不上歌手唱一遍的收入！”谷建芬指出的流行乐坛不尊重作者，好歌越来越少，歌手和词曲作者权益两极分化加剧等均为事实，一直受到诟病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元”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何得不到解决？记者昨日采访了多位乐坛资深人士，太合麦田音乐公司老总宋柯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流行乐坛版权的尴尬现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目前流行乐坛商业模式太不成熟，造成“词曲作者领奖杯，歌手出场几十万”等畸形现象，严重制约了流行音乐的良性发展。

　　歌手值钱 歌不值钱

　　谷建芬说：“现在有个误区，歌手值钱，歌不值钱，音乐不值钱。前不久一台颁奖晚会上，词曲作者们只领回一大堆奖杯、奖状，而歌手们则领到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的出场费。难道我们这些作品分文不值？所以我们提出，从开始使用作品到最后使用作品，应该给创作者相应保护。”谷建芬回忆，一位法国歌唱家在欧洲、拉丁美洲多个国家演唱并出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日本重量级组合GLAY翻唱《歌声与微笑》，都连补偿带赔偿付给了她版权费。国外著作权保护意识让谷建芬更坚定了要为我国词曲作者大声疾呼版权保护的决心。

　　一位资深音乐人透露，在我国港台地区及国外，卖掉一首歌价格很便宜，但词曲作者可依靠版权持续得到可观的版税。据透露，写过4000多首词的林夕每年通过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得到的版税均过千万元，淡出娱乐圈的王菲也能在家中坐收上千万元版税。反观内地，首屈一指的张亚东一年版税收入也不过十几万元。

　　今不如昔 好歌太少

　　近年来，中国乐坛新人风起云涌，按理说好歌会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谷建芬毫不犹豫地批评：“适合80后、90后的歌曲很多，但现在30、40岁以上的人却无歌可听，想听歌只能听老歌，因为现在的好歌越来越少！”

　　现在创作平台和大环境比以前好得多，为什么却鲜见好歌？有关人士表示，造成这一尴尬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创作者版权屡遭侵犯，他们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收取版权费，实质上是为了保证词曲作者有合理的收益，进而有效地促进音乐创作，最终使词曲作者的投入产出实现良性循环，让原创好歌不断涌现。”

　　创作者和公司话语权丧失

　　宋柯说，上世纪80年代，处于上游的唱片公司角色非常模糊，在正版发行渠道中没有话语权，完全受制于发行商、零售商和出版商。CD问世后，盗版迅速泛滥：“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当时CD市场盗版率是95%，也就是说，当时音乐人创作的歌曲，每售出100张CD，其中仅寥寥数张正版CD与音乐人得到的回报相关，这个行业良性发展的经济支撑严重不足。”

　　“数字音乐时代到来后，我们这个行业也没有敏锐地抓住新机遇，以至于在新游戏规则中，良性商业循环仍然缺位，更糟的是，互联网上音乐盗版率远比当年95%的CD盗版率还高。这意味着现在很多消费者下载的歌曲，实际上跟音乐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说手机市场这块大蛋糕，面对手机音乐100亿元到200亿元的市场，唱片公司所得仅区区10亿元人民币。”

　　音乐公司几乎完全失去自信

　　宋柯认为，现在很多音乐公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这个自信首先源于对自己音乐的信心，另一个是对市场的信心。这反映到音乐上，就是对音乐毫无判断力，就算很好的音乐，也会在市场面前产生疑问，不敢投入。市场稍微有点变动，这个行业就变得手足无措。“比如说市场彩铃不错，所有公司一窝蜂冲向彩铃，电视选秀火爆，大家就都冲向了选秀。在这里，看不到任何长线的、有生命力的生产、营销过程。”

　　保护版权促音乐创作良性循环

　　令人欣喜的是，在国家版权部门支持下，连续出台了商业化音像制品、广播电视以及大型演唱版权费支付的相关措施。前段时间中音协对卡拉OK版权收费的行动引起很大轰动，多家不肯按规定缴纳版权费的卡拉OK被中音协告上法庭。高晓松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收到两份版税，一份是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这些店堂播放的音乐版税5.8万元，还有一份是卡拉OK播放其音乐的版税。

　　谷建芬还用自己的现身说法谈维权，“今年1月，一家超市没有版权播放我的《烛光里的妈妈》，法庭判我赢了。”在谷建芬看来，这是对音乐作品价值的肯定，尤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从法律上讲，这就是促进音乐创作良性循环。

　　提倡立法保护音乐作者版权

　　徐沛东透露，自己在两会上提出，提倡立法保护音乐作者版权并加大执法力度。徐沛东说，不仅要呼吁保护词曲作者权益，更要呼吁全社会重视版权问题，形成尊重创作者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立法让全社会加强版权意识，就算我们这代人可能享受不到成果，但也应让我们的下一代享受。”

　　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除了加大版权保护力度，以法律手段维护音乐创作者权益，另一方面，如何为创作者及出品方等流行音乐产业链上游环节创造良性发展空间，打破以往畸形产业发展模式，也是流行乐坛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本报记者 陈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