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3日，“康熙来了”专访罗大佑

2009年2月7日，罗大佑在香港湾仔 图本刊记者 大食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胆你就没朋友了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松绑了，中国就松绑了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