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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 :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11”,到SARS,一个演唱会又一个演唱会,一个都市然后又是一个都市,都不一样。风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间没动,可人都过去了,永远过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别的时候,你希望墓志铭上刻些什么?罗大佑:我想过这个事情,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