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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遭罪,办乐队。”关丽梅不到半年时间搞了个四五十号人的管弦乐团,这是一支完全由深圳爱乐者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交响乐团,弦乐、管乐、打击乐样样齐备。这支白手起家的乐团终极目标是——有自己的室内演奏场所,让市民听到免费的通俗易懂的曲目。
3月20日晚,华侨城生态广场旁的架廊下,几盏白炽灯点亮了春夜的一角,骤起的音乐将闲散踱步的人们聚拢,关丽梅和她的乐团又一次掀开了周末音乐会的一幕。指挥是一位六十开外气度不凡的老人,须发灰白、腰板笔直,藏青礼服、系白领结。其左手是纵列的小提琴,右手是大提琴、中提琴,正中前排为长笛、黑管、双簧管、单簧管,后排为长号、圆号、小号、电子琴、萨克斯、鼓、贝斯等。众乐手皆白衬衫、黑领结,只是每个人脚旁都放着大大小小的琴盒等物件。音乐会在《好日子》中拉开序幕,曲目有《红色娘子军》、《红河谷》等经典影片插曲,也有《军队进行曲》、《啤酒桶波尔卡》等国外名曲篇章。
当中场休息,指挥颔首吹起萨克斯,奏起爵士乐,一位吹长笛的老太太离座应声起舞,现场气氛顿时活跃,掌声伴随笑声阵阵响起,架廊上下围满的观众里,一位金发褐目的老外格外引人注目,不多时,只见他挤出人群抱来一架手风琴。这位来自奥地利的飞行员按捺不住兴奋,终于两步跨到人前,友情客串,拉响了一曲欢快的《卡秋莎》,熟悉的旋律顷刻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飞行员说,音乐没有国界,由于飞行工作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机会触摸音乐,他要求加入这个乐团。
“三教九流”组成一团
一曲《今夜无眠》,终场。
夜色已浓,灯光拧灭,乐手们收拾起琴谱、乐件,身影渐次隐入暗夜,与晚归者不同的是他们都背负着各自的乐器,或搭地铁、或乘公交、或驾车回归城市的各个角落,特区外的宝安、龙岗还算不得太远,过境到香港则远达另一个城市。
医生、教师、保安、外企白领、香港老板、公司老总,内地退休职工、自由音乐人、司机等构成了这个乐团的组成成分。指挥邱老师1988年来深,是最早一代中国爵士乐的传人,为深圳交响乐团一团的特约乐手。老人吹萨克斯风,谈吐风雅,“深圳只有一个阳春白雪的交响乐团是不够的,民间文化活动中,公园里老头扭秧歌、打扇子只是初级阶段,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专业的、贴近民众的公益的交响乐团。”
弹电子琴的北大医院内科潘医生从小学开始拉手风琴,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音乐是唯一的爱好。与奥地利飞行员Alois的友谊就始于一次体检两人因音乐话题而一见如故。
吹小号的保安老王拎着自己换下的银行保安制服,据说他的口头禅是“我是搞艺术的”。每次从布吉草埔赶来要坐10站公交再换乘10站地铁,每回就在地铁的洗手间里换装。他对众人说,“我当保安太浪费了,可只有保安工作才能保证我的排练。”昨天就有老板找他去开车送货,可他拒绝了。
乐团只有两把小号,就好吹小号的老王将小甘引为“师父”。小甘在外企工作,少年时上艺术学校,读研究生时参加的大学生交响乐团曾拿过全国大学生艺术节的一等奖。两年前来到深圳,音乐于他已成为一种惯性。当初加入乐团时,乐手年龄偏大,每次从繁忙的工作中赶来总被同事们打趣“又去老年乐团了”。
乐团对年长者一律互称老师,吹黑管的香港老板谢老师1983年来深开厂,幼年时参加过民乐队,他一直梦想的是找回童年与学生时光,可是在香港他每每碰壁,乐队总有年龄门槛。他有30年没吹黑管了,直到遇见深圳这个民间乐团,才将尘封的乐器取出修检。
“水帘洞”里的排练场
华侨城生态广场的另一头是个长方形的水池,节假日或有水帘流泻而下成为一道布景。水帘后露出一块大约20平方米的长形空地。这就是乐团平时排练之地。
每次演出散场后,大家将塑料板凳及杂物送归到这个被戏称为“水帘洞”的地方,搬进边厢的一个配电房内。三三两两未归的乐手们在水帘洞并不敞亮的灯光下交流心得,隔着轻漾的水面远远望去,灯光、暗影、笑容、身旁的乐器衬着四周土石的墙竟构成了夜色里一道别样的风景,让人疑心都市中竟也有如此静谧的所在。
乐团每周两晚从7点至10点排练,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没有报酬,车费自理,不管路途远近,少有缺席,除非出差或有要事。保安老王已经缺席了好几次保安公司开会,被警告再不参加便将“处理你”,老王说,那只好换工作了。
谢老师每天往返于深港,工厂设在光明,每次排练、演出都自动负起接送、搬运东西之职。他将指挥邱老师引荐而来。“大伙儿感动了我,本来室内团该有固定场所,可条件这么艰苦,大家却不计得失坚持到现在。”冬天的水帘洞里颇有寒意,尤其下雨,水帘溅落,能将裤管打温。指挥总是背水而立,每每担心会一不留神失足落水,大家都还记得有一次邱老师在激情演绎之际指挥棒脱手飞入水池。买指挥棒又得花140元,接下来的几次排练,大伙儿硬是用了6种工具,将指挥棒打捞上来。邱老师接下来很想排练钢琴协奏曲《黄河》,可是琴手都有了,没有室内场地,钢琴总不能搬来搬去吧。
音乐人老凌与深中教语文的薛老师都是小提琴手,两人在乐器城相识,当时薛老师正忘我地拉小提琴,老凌闻之击掌,居然两人用的琴出自同一个师父之手,引为知音后,薛老师跟随老凌加入了乐团。老凌说,“我看过太多夭折的乐团,我们最想有一个音乐人之家,一个音乐人的组织。”
一颗公益的心
乐团团长关丽梅拎着个纸袋,在演出时奔忙在乐团的周围。在大伙眼里她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为名不为利,无论排练还是演出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的人,买水、买盒饭、摆谱架什么的,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做成了。
从事英语教学的关丽梅住在华侨城,从小到大都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她组建过华侨城物业的民族舞蹈队,之所以从歌舞发展到组建乐团,在她则是个心结。因为家庭之便,她多次前往香港,香港的商场皆有室内舞台,有次圣诞节,进出的每家商场都有乐队在演奏,十几二十号人,无论学生还是老人都西装革履极为正规。她当时特别激动,觉得生活在香港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他们的公益性演出那么寻常。回到深圳,她产生了组建团队从事公益音乐文化演出的念头。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那一天,她的“乐团”第一次碰面开会,朋友引荐了一些周末在荔枝公园活动的音乐爱好者,十三四人,四五十岁的居多,且大部分吹高、中、低萨克斯,还有长号、小号、圆号。接下来,她通过物业公司给华侨城各个小区发召集广告,乐手渐渐聚集。一个周六的夜晚,乐团首次在华侨城生态广场的架廊下亮相演出,十多支进行曲与通俗歌曲一一奏响,闻声而来的业主们纷纷叫好。
在经历请指挥、配器的曲折之后,乐团作为压轴受邀登上了华侨城“社区文化节”的舞台,那天近二三十号人穿上了统一的蓝T恤,乐件齐全。华侨城报为此配发专版文章及照片《梦成真一起飞》。队伍在其后一次次社区、企业演出中渐渐发展壮大,关丽梅想起当初朋友荐她找到一位国家一级指挥,人家劈头即问有什么想法,能接国外的演出吗?她有点懵,“我办乐团并不为拉大旗、搞赞助,所有加入的人要求有一颗公益的心。”于是乎,有同样决心的指挥邱老师来了,自己有个弦乐队的凌老师来了,并将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一块并入乐团,朋友举荐的、慕名而来的,乐团很快充实到四五十人,包括16把小提琴、4把大提琴和两把贝斯,巴松等冷门乐器也同样不缺一个双管编制的大型民间交响乐团出现了。一位弹钢琴的俄罗斯音乐人要求加入,关丽梅说,没有室内场地,目前还没法接受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