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音乐周论坛举行 朱哲琴：歌者变田野调查者
田青
刘索拉 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朱哲琴 史训峰 早报资料
洪亦非 早报记者 刘林 图
东方早报记者 安婧
刘索拉前晚的演唱余音未了，昨天就又联手云贵采风归来的朱哲琴，做客世界音乐周唯一的一场讲座。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该讲座，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担当主持，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瑞切尔以及BBC世界音乐大奖总监克莱尔也是座上嘉宾。
克莱尔大段地推介英国文化项目，扮演着又一次文化输出的角色。她谈到“因为不像重复复制英国，旨在吸引全球听众”，所以他们将自己以前殖民时代的非洲音乐等引进英国，为我所用。瑞切尔则反客为主地为观众播放《在那遥远的地方》，谈论自己对中国维吾尔族音乐的研究发现。在伦敦，她甚至参加了一个维吾尔乐团，她在里面演奏冬不拉。
刘索拉和朱哲琴则从“拿来主义”出发，思考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成自己的音乐。田青作为主持人，却比嘉宾更愤然地针砭时弊，直接数落起国内音乐人“自己瞧不起自己”，一切向西方看齐，以及中国音乐研究著作“有实无名”，推广不足等。可惜的是，来听讲座的观众仅50人左右，小众的世界音乐，还走在乡间小道上。
田青：缝隙里的音符最有味 民乐并非“不准”
作为音乐学家，田青说自己近年来的身份也有所转变，在非物质文化保护这块内容上，他更愿意用“学习者”这个词儿，不是“发现者”，也不是“保护者”。
田青提到自己与朱哲琴所做的“田野调查”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是保护这个种子，我不希望这个种子有任何变化。就像袁隆平做杂交水稻的时候，先找到野生的稻种，这个野生稻种可能不好，但是不能动，不然多少代以后就不知道原来的在哪儿了。朱哲琴更多的工作是借着这个种子，做得好的话，可以使种子得到保护，做得不好就弄乱了。”
田青还提到朱哲琴播放的一段来自侗族小黄村的孩子们的歌唱。“前两年我带着他们去日本参加最高级别的国事演出，观众包括温总理和日本首相，他们一下子被感动了。因为孩子们一上台，也不知道你们是多大的官儿，昨儿还是在贵州呢，今天就到了东京，他们就是开心，唱歌完全是自然的状态，一唱出来就是极美的和声，人人一张口就是一个声部，完全不用学欧洲定的什么标准音，像极了非洲人的天生的音乐性，在妈妈肚子里就这样，乐感非常好。”
田青认为，这些原生态的训练和专业音乐学院的系统训练有很大区别，孩子们的歌唱回归了音乐本身，是生理的，本真的，专业训练则使音乐抽象化、程式化了，这种人文的训练，把原来的东西抹杀了。“世界音乐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没有把音乐本身的东西忘掉。”他说。
田青继而谈到国内音乐教育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学钢琴或者学西方音乐，反而比民族音乐更容易，这个现象不正常。而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几十年来，学者包括音乐家都在做很大的努力，通过采风、整理、编辑，完成音乐集成。但是老实说，我们做的这些保护工作，很缺产业家。我们是关在屋子里做，做完了就放在那了。”
很愤青的田青说自己“喜欢批评一些东西，没办法，这是我的个性，艺术家的个性比民族性更重要”。他开玩笑道：“其实我已经60多岁了，常常还愤怒地批评一些事，比如说国家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批的8000元钱，到了贵州成了3000元了，怎么办？谁去做愤怒的坏人，只有我去做。”
他还提到国内很长一段时间，觉得笛子的音不准，觉得二胡的音不准，那是因为跟钢琴的十二平均律不一样，对自己的民族音乐采取鄙视的态度。“我们中国曾经有一个杂志《乐器改革》，几十年来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中国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在里边。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我们改造我们自己的竹笛，把笛子多扎一些眼，也要把二胡弓子解放出来，像小提琴那样，追求的是和大乐队的合作。但是把中国音乐里边最有味道的，在缝里的音，不是黑键，也不是白键，这个最有味道的音都抹杀掉了。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这样的状况，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不理解、没有继承的情况下，轻易地抛弃了。”
刘索拉：世界音乐 是一个从小众走入大众的过程
刘索拉在音乐周的登台一唱，让人看到当代作曲家对中国乡土民乐的尊重。“将民乐做成摇滚乐”只是一种模糊得有点虚张声势的提法。事实上，刘索拉的创新非但没有跳脱乡土，反而更加入味，让人从“新”里反观到“旧有”的美——中国民乐器的余韵这么美(《飞影》里应和琵琶)，以中国民乐写舞剧，其音乐空间和戏剧性比斯特拉文斯基写的舞剧还厉害。
“我想说的是‘拿’，也就是我们汉族人怎么‘拿’别人(少数民族)的东西。” 刘索拉说，“什么是世界音乐？从表面上看，我曾经是一个在英国的中国人，我做的音乐就叫世界音乐；我也曾经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做的音乐也叫世界音乐；我现在是中国人在中国，还是世界音乐。这件事让我觉得挺逗的，因为世界音乐的准确概念是非当地的。”
刘索拉和与会的另一位艺术家瑞切尔·哈里斯均表示，“不管对世界音乐怎么定义，但是我们都承认这不是我们的音乐。”这是一个小众走入大众，非主流走入主流视线的过程，其中，有一定的革命性，当然，也被主流“得利”。
“比如马友友的《丝绸之路》，是以马友友为主的，邀请了中亚和东亚一带的作曲家做现代音乐。他们的很多作品其实还是欧洲现代音乐系统里的，这些音乐当时的归类也是世界音乐。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唱片公司看到，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包括中国二胡作品、民乐作品，只要是非美国的东西就是世界音乐。”这些都是在西方语境下的“世界化”。
刘索拉提到，20世纪初的时候就有场关于世界音乐的音乐革命，但之所以提出“世界音乐”这件事，是因为当时的德国现代音乐创始人感到了欧洲音乐“不够用”。到了20世纪末，世界音乐被英国人变得更普及化，特别是很多流行音乐家将很多非本国的东西“为我所用”，使之成为一个在各音乐领域都已“渗入”的概念。“我本人也是得利者。”她说。
朱哲琴：我从歌者转变为田野调查者
朱哲琴并未参加本次世界音乐周的演出，但却从贵州、云南采风现场赶来论坛，与观众分享她的收获。她首先播放了一段在嘈杂的大马路上录制的“城市之声”，而后，伴随着黔东南的合唱曲《船之歌》以及苗族的鼓歌、飞歌，展示自己拍摄的图片，解释着什么是牛腿琴，什么是苗人板凳曲，哪张是当地人行歌作乐的戏台。
朱哲琴说自己的身份如今已有了极大的转变，不只是依照别人创作的曲谱演唱的歌者，而是投入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之中。“这是我自己发起的一个行动——少数民族音乐寻访之旅。我会采集各个少数民族的样本，希望以后能够做一两个音乐案例，邀请一些国际音乐家，在这个领域有基础和经验的人一起帮助我们发展，我的工作计划时间表，一直排到了2010年。”她说。
如果是自己的创作，朱哲琴说她不会下乡，但是，这次是对民间音乐的保护，是“大家的”传统上遗留下来的东西，她必须拿到“一手”材料。朱哲琴强调自己做田野调查不是证明自己去了那儿就可以成为世界音乐家。“这次的主体不再是我朱哲琴，但是从这样的旅行里，我慢慢看到文化的连接，看到的文化是一直在‘暗流涌动’的，从来没有切断过。我所做的不是文化猎奇，它们在我的血液里交融。”
制作人的话
洪亦非：平等的目光
当我们在大众传播渠道中经受着大牌或知名度的引导之时，世界音乐周却给全世界不同角落的声音以一份平等的目光和尊重。四天时间里，来自国内外的11支音乐团队在上海留下了他们蕴含着本族文化的声音。“我们给予每一个团队，每一个音乐家同样的舞台环境，同样的排练时间，同样的接待服务，而他们给予我们的却是风格不同、各异多姿的音乐景象。”音乐周制作人洪亦非感慨道。
经过大众传媒追捧与润色的乐团与音乐人，一次次闯入视线，直至倦怠。世界音乐周的举办，则让观众得以聆听到不曾受到主流媒体介绍过的音乐家和音乐样式，这就如同一些好奇的旅行者喜欢选择不曾去过的地方，拥得不曾有过的体验。“也许是不过如此，也许是更多感动。”
世界音乐周举办了两届，让更多跟着大篷车流浪的艺术家在这里汇聚。去年一位来自伊朗的民族音乐家，他的音乐在伊朗是被禁止的——因其颠覆传统，在音乐演奏中增加了舞蹈，所以几年来都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民族音乐家每个月至少参加2至3次世界各地音乐节的演出，两个月前他在突尼斯，而下个月将去摩洛哥，今天，他在上海遇到了之前在其他城市同台演出过的音乐家，感到很欣慰。因为在亚洲举办的‘世界音乐周’让他觉得他们都是好朋友，他并不孤独。”
洪亦非说自己本来对印度尼西亚甘美兰音乐相当陌生，也未觉得精彩，但当看到那些乡土乐手在排练示范时，突然情不自禁地想上去玩这些乐器。“当我敲击起甘美兰乐器时，听到从材质朴素、构造繁杂的乐器中发出的声响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老外走访印尼小村落寻求这份自然之声，最终流连忘返。这种乐器单独演奏时力量薄弱，声响很小，节奏也不十分突出。而当群体一同演奏，它的音效感、节奏性是技术改造所无法替代的。它来自人和大自然本身，它并不高深，不需要郎朗这样的天才来驾驭，它是留给任何一个普通人的。”
洪亦非认为，世界音乐最大的魅力在于真诚和平等，而这些恰恰是身处大都市的人群逐步流失但始终渴望的细胞。这些未曾受过媒体轰炸的世界音乐，恰恰最能给予我们完全出乎意料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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