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恋》解禁记
李谷一
一首并非直接表现爱情的“情歌”，成了中国社会打破思想禁锢的见证——中国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已经无可阻挡。
《思乡曲》不理想
时钟指向午夜，录音室里灯火辉煌。这是1979年12月21日，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的录制现场。
导演马靖华焦躁地踱来踱去，片子的插曲《思乡曲》不理想，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作曲家张丕基此时正患重感冒，而且已是五易其稿，“几乎没招了”。
刚刚录完音的李谷一站在一旁心情复杂，这首歌曲高和寡，恐怕除专业演员外，谁也唱不了，很难在群众中流行。
片子马上要播出了，怎么办？大家连夜讨论。张丕基面对大家的意见，萌生去意，说“要么你们另请高明吧”。争论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
最后，时任中央电视台制作部主任的宋培福和当时的总录音师曾文济建议，词曲都推翻重写。于是，李谷一返回中央乐团住处，马靖华留在办公室连夜赶写歌词。张丕基先回家休息，等词写好后重新谱曲。
辛苦的夜晚，短暂的宁静。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一次重写，竟导致了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
一曲风行
几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早晨7点多，张丕基还没起床，有人来敲家门，把马靖华连夜赶写好的歌词送来了。
7岁的小女儿把歌词递到床前，张丕基匆匆浏览了一遍，感觉很顺。这一稿，把歌名改成了《乡恋》。歌词的内容，是写王昭君离开家乡秭归，踏上漫漫的和亲路。深情的王昭君，一步一回头。家乡的山啊家乡的水，从此告别江南路，终生胡马依北风。
歌词把秭归的山水幻化成为昭君心目中的亲人：“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映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张丕基越看越有感觉，心里萌动着创作的冲动，“首先歌名就好——《乡恋》，其次处理方法也好，用拟人的方法，表达了王昭君对故土的依依恋情。”
张丕基靠在床头，轻声哼吟着。这位知名的作曲家，此前已经写过很多深受群众喜爱的歌曲，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插曲，以及央视《夕阳红》栏目的片头曲都出自他的手。灵感来了，张丕基飞身下床，来到办公室。半个多小时之后，曲子一挥而就。
张丕基说，他给《乡恋》谱曲的定位是要“洋”一点，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下难坏了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都是禁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工作人员最后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当时唯一能演奏电吉他的陈志。
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在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中，对这一幕有过生动描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米黄色的天花板和深褐色的墙壁散射着柔和的灯光。李谷一站在房间的一角，穿一件绛紫色的毛衣，身段轻盈，举止从容。当弦乐器和电吉他奏出过门的一刻，大家都屏住呼吸。
李谷一唱了，真挚、委婉，平白如话，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乐曲结束时，马靖华竟然忘记发出指令关掉录音机。
“你哭了！”张丕基看到李谷一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李谷一说。
1979年12月31日晚上8点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乡恋》这首歌随片一起播出。
上海人最敏感。第二天，1980年1月1日，《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
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当时的惯例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6点到6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
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张丕基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排队买东西时都在哼唱这首歌。
李谷一从“歌坛新秀”一下变成“黄色歌女”
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下面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
这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文革”期间，中国人能够听到的声乐作品，都具有“高、快、响、硬”的时代特点，比如革命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再比如美声唱法的歌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克拉玛依之歌》等等。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这就使得听惯了“高、快、响、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歌曲多表现了当时尚视为禁区的情爱，与“革命意识”的灌输相距甚远，结果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当时港台歌曲的代表人物邓丽君，就受到了激烈的指责与攻击。“情操低下”、“亡国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邓丽君头上。
其实，《乡恋》这首歌并不是直接表现爱情的歌曲，但也被某些人归入港台流行歌曲一类，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显然指的是《乡恋》。
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又在头版刊登文章《不成功的尝试》。文章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从此，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李谷一起来为自己辩护。3月25日，她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
但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李谷一的辩护。4月，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这里便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只好请她另谋高就。
就在李谷一接到这道通牒后不久，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
张丕基提到这位负责人的发言时，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杀气腾腾。参加会议的其他从事轻音乐创作的人也都人人自危。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唱”。李谷一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反驳了一些横加的罪名，并且提出了声乐技术创新的主张。
但是，形势依然很紧张。张丕基说，这次会议之前某省电视台约他作曲，后来一听说西苑宾馆开会的情况，就毁约了。
会后，著名词作家乔羽对张丕基说：“《乡恋》这首歌曲的争论，实际是文艺战线‘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