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69：如果世界轮到他们来执掌，会怎样？
有句笑话几乎在现代英语中成为俗语——如果你记得伍德斯托克上发生了什么，那你当时肯定不在现场！
40年前的夏天那属于爱与和平的三天，直到今天都在美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三天为什么如此重要，解答因人而异，但是从事件参与者视角看出去，有一点显而易见——那三天什么可怕的事都没发生。
“40万人挤在一小块地方看一场演唱会，人们居然没有互殴互捅，这事儿可真少见。”与“杰斐逊飞机”乐队同台演唱的女歌手格蕾丝·斯利克说。
“没有谋杀，没有强奸，没有抢劫，没有枪击事件。我想，这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大卫·克罗斯比(以Crosby， Stills and Nash乐队成员身份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说。
要真正认识伍德斯托克，我们必须首先承认，那是一场糟糕得难以置信的音乐节。在交通极其不便利的牧场上举行，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没有足够的一切设施。40万年轻人蜂拥而至，堵车的长龙延绵数英里。天公亦不作美，就算数万人齐声祷告，大雨还是将牧场变成泥潭。数量有限的厕所门前永远排成长龙，人群中臭气熏天。“我这辈子从没那么臭过。”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女歌迷说。尽管如此，大伙儿仍不亦乐乎。印度音乐人拉维·香卡说：“天上飘着小雨，很冷，但是台下站在泥泞中的歌迷都很开心。当然，他们都抽‘High’了。我想起了印度的水牛，在泥塘里打滚。”
伍德斯托克的不可复制性，不仅因为在场的那40万人没有制造出犯罪事件，还因为人们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仍互助互爱，分享食物(也分享毒品)，没有推搡，没有争抢。所有人都回忆说，那群人非常有礼貌。1969年，没有手机，没有笔记本电脑，只有数量有限的几部公用电话。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与现实世界失去了联系。整个美国，仿佛只剩下听广播跟踪音乐节现场有多少吸毒过量事件并为孩子操心、祈祷的家长。
音乐节主办人迈克·朗格曾总结说，那三天，是对美国“婴儿潮”那一代的集体考验，“考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彼此，是否真的对我们想要努力创建的新世界抱有坚定的信念。如果这个世界轮到我们来执掌，一切会怎样？”
那群年轻人和音乐节的组织者们经受住了考验。为了安抚那些不愿在17日深夜离去的歌迷，音乐节最后一天的演出一直拖到18日上午才结束。食物供给不足，周边的乡村就捐献出了食物，用直升机送过去，人人都吃上了免费的麦片。“在我的记忆中，那是40万人一起享用的床上早餐。”当时身在现场的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维维·格雷维流着泪说道。
可惜，“花童”们的美梦只定格在那三天。4个月后，1969年12月，一场类似的音乐节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结果却成了一场充满毒品和流血事件的悲剧。直到今天，每年夏天世界各地还有不计其数的大规模音乐节上演。在美国，科契拉音乐节和博纳鲁音乐节这样不缺大牌的音乐节都有精心安排的演出时间表，进行全方位的包装，但即使是1994年那场希望勾起人们对伍德斯托克回忆的纪念演唱会请到了Crosby， Stills and Nash，那些音乐节始终像是可以随时花钱买来的商业体验。
伍德斯托克的与众不同在于，整整一代人通过他们三天里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梦想并非空想。尽管美梦稍纵即逝，但即使40年过去了，那种感动仍在。
成为伍德斯托克象征的恋人
在关于伍德斯托克的海量的图片资料中，一张照片没有人会忘记。一对年轻的恋人在一条棉被的包裹中互相依偎——爱、关怀、互相保护和扶持，所有伍德斯托克的精神几乎都在这张照片中得以体现。1970年出版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专辑封面就选择了这张照片。
40年过去了，照片上的恋人依然相爱。在伍德斯托克举办两年之后结为夫妇的尼克·埃科莱恩和波比·埃科莱恩今年正好60岁。尼克在纽约州奥兰治郡房产部门工作，波比在一家小学当驻校护士。他们的家安在距离伍德斯托克原址不到1小时车程的地方，那也是他们生长的地方。参加伍德斯托克时，他们俩才认识3个月。
他们两个都不记得被拍过这样一张照片。“我们没有故意拗造型。”尼克说，“在有关伍德斯托克的音乐专辑封面上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们也很惊讶。先是看到了我们的棉被，接着，嘿，那不就是我们？”当年才20岁的波比对此很不以为然，“照片拍摄时音乐节都结束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这张照片红了之后，我不得不向老妈坦白，我偷偷去了音乐节。”
198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20周年庆时，这对恋人才知道他们的这张照片的重要意义。那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找他们。不过，回忆当年，他们脑中只有画面，几乎没有音乐，因为他们的位置离舞台太远了，几乎什么也听不见。“我记得下雨，记得‘厕所荒’，还有空气中的体臭味。”波比说。
为什么这张照片意义非凡？尼克有他的解读。“它象征着爱与和平，这正是伍德斯托克的意义。”他说，“这是对那一代人的一次诚实的记录。我们回头看那张照片，看到的并不是波比和我，而是我们那整整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