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坚强的弱者陈琳 自杀前患严重抑郁症(图)
高明骏夫妇和造型师袁浪一起回忆陈琳(蔡小川 摄)
在陈琳的朋友眼里，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乐观、坚强、热爱音乐、追求纯粹的感情，不愿把不好的一面展示给朋友。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仍然试图用坚强的性格同命运做最后一搏，但她坚强的性格并没在逆境中帮助她，反而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当最后一块牌倒下，她知道，她失败了。
主笔◎王小峰 实习记者◎魏玲
歌手陈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39岁的生命。就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前的几个小时，她的好友张强(80年代一度很红的女歌手，代表作《烛光里的妈妈》)还在给她做吃的，拿出吉他让她弹。陈琳说：“我都好久没有碰这东西了。”趁张强熟睡之际，陈琳从楼上跳了下去。
陈琳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唱片业兴起后第一代受益的歌手，1992年，陈琳遇到了王晓京，那时候她还在成都的歌厅里驻唱。王晓京最早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当初崔健在录专辑的时候，经常包王晓京的出租车，慢慢王晓京发现，崔健需要一个助理，再加上他喜欢音乐，就这样，王晓京成了崔健的经纪人。他是中国最早一批涉足音乐商业领域的人，通过与崔健的合作，王晓京积累了一些经验，在1992年成立星碟唱片公司。也就是在这期间，王晓京认识了陈琳、“指南针”乐队以及词作者洛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来自四川。
当时王晓京还看中了歌手那英，准备与那英签约，但他当时毕竟没有经验，还没有签约，便开始筹划那英的专辑。当一切准备就绪，王晓京才知道，黄小茂把那英挖到了台湾的福茂唱片公司。这件事让王晓京对本地歌手产生了不信任感，于是他想到了在四川歌厅驻唱的歌手陈琳，便迅速与她签约，为那英准备好的专辑歌曲，都给了陈琳。这就是后来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凭借这张专辑一跃成为新生代最红的歌手之一，专辑在当年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
但是陈琳与王晓京的合作并没有在一片光明下乘胜前进，1995年，陈琳与王晓京解约。具体原因是在当时唱片业不太明晰规范的环境下，歌手与唱片公司普遍存在相互不信任感，这也导致陈琳、“指南针”等歌手先后离开王晓京。
1994年，陈琳出版了第二张专辑《请别再说爱我》，专辑并没有取得之前的成功，但陈琳很快与竹书文化公司签约，竹书文化公司的老板沈永革后来成为陈琳的第一任丈夫。在竹书文化期间，陈琳先后录制了6张专辑，《爱就爱了》、《不想骗自己》给陈琳的演唱事业带来了第二高峰。
陈琳不是那种很有野心的歌手，她只要生活中有音乐，能唱歌就很满足。在竹书文化期间，陈琳不论是在感情还是演艺事业上都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得益于沈永革的帮助。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陈琳步入事业第二峰时，在一次录音时，她突然咳血，做了全面检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疾病。当时的判断是，由于长年奔波各地演出，比较疲劳，又没有及时休息，是劳累所致。随后，陈琳回到老家重庆休养了几个月，希望能通过休养恢复身体，继续她的演艺事业。
但陈琳从重庆回到北京后，她与沈永革的感情出了问题。
词作者梁芒是陈琳的生前好友，也是陈琳的老乡，双方有过很多合作。在谈到陈琳当年的健康状况时，梁芒说：“那是她事业最好的时候，飞来飞去，采访演出，她在付出，一直在付出，录音时就吐血了。从吐血开始状况就不好，然后她就休养一段时间，休养那段时间我觉得她情绪很低落，这么多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走到最后这一步，我有预感，我预感并不是她会自杀，我认为她会出家，会消失，但是我没觉得她会走到这一步。”梁芒是陈琳10多年的朋友，从陈琳在成都驻唱歌厅时就认识，他说：“陈琳是典型的重庆女孩，比较开朗，义气。她骨子里有很多男孩的性格，跟我们一起喝酒，我们在一块玩完全当她是个男孩。这次我觉得她个性里好强的一面压住她了，她到最后其实应该倾吐的、该释怀的东西压在心里了，她始终想把最好的一面给我们。”
目前在华谊音乐担任副总的李绪明在1996到2002年期间担任陈琳的经纪人，这期间的陈琳事业上正一步步往上走，李绪明回忆说：“陈琳是一个很简单的人，那时候演出费很低，她从来不会因为这个有什么不开心。唱片出来后谁都想做最佳歌手，但她不是那种心态，我觉得挺好的，没有被事业逼的感觉。她性格很开朗，但也有硬的一面。”
洛兵在谈到陈琳的性格时说：“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为什么我特别奇怪她自杀？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是特别能为自己争取利益，不会吃太大亏的那种人。当年她跟罗琦都在王晓京旗下的时候，罗琦比她火，有一次演出她们俩住一个房间，晚上罗琦看电视，陈琳睡不着，上去‘啪’一下就把电视关了，她根本不怵罗琦。还有一次是去兰州演出，当时有个西安歌手韩特，腕儿不够大，老被主办方挤兑，第二天走的时候，主办方也不送韩特，只送陈琳。陈琳就说你要不送韩特我就不走。从这些小事就能看出来，陈琳是一个挺有主意而且挺要强的女孩。”
陈琳的好强性格也体现在工作中，她在竹书公司的同事、好友刘振豪回忆在一起工作时说：“她在工作上很积极，基本上她会有自己的想法。工作的时候她是很辛苦的，每天可能只睡一点点时间，首先她睡眠特别不好，所以她就只能把很多录音工作都压到晚上。她平时还有很多的演出活动和采访，基本上她每天休息的时间是很少的，但是每次见到她，不管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朋友聚会的场合，她都是一个神采奕奕的人，状态非常好。你根本感觉不到她昨天晚上很晚才录完音，今天一大早起来了，完全感受不到这些。2003年，那段时间她太累了，超乎想象的累，后来吐血，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没几天又投入新的工作，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调养，对她来说仅仅是病好了，而不是心理上完全调养过来。她心里焦虑的是要赶紧投入到工作里去，开始工作她的心理状态就挺好，这是让我们诧异的地方。”
梁芒认为，由于身体状况不好，陈琳开始有些想法，对她与沈永革之间的感情产生猜疑。“从心态上，身体不好可能产生压力，我能看出来，最后她也扛着。她觉得这样下去是最后阶段了，她觉得没办法再演出了，她肯定有很多担心。我觉得最大的担心是，她身体不好以后，没办法拿出这么多体力去应付一个歌手该面对的事情。她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了，人在那个状态，身体不行就意味着所有的不行，她一担心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陈琳很少跟朋友同事谈论她内心不好的一面，她喜欢关心别人，而不想当被关心的角色。所以，她离婚、再婚、再婚后出唱片，她的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的，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几乎和这些朋友都失去了联系。
梁芒说：“说实话，这两年对我们来说，她是一个谜，她的生活已经跟我们离开了。她和张超峰在一起，好不好是两人之间的事，但不至于这两段婚姻的打击就能让她自杀，我觉得一定是综合的。我能得出的答案就是，首先是身体垮了，导致她抑郁症。几年前已经开始抑郁症了，吐血后，她给我打电话，老说要身体健康，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她在渴望这个东西了。她给我打电话，我感觉状况不好但她是撑着的，‘在哪里啊’，‘挺想念你’，我说你怎么样啊？她说：‘嗨，开始新生活了。’最后一次是中秋节给我们打电话，说想我们了，每次打都说想我们，但我找她找不到。她手机没有了，她说在家里，不用手机，那我说怎么找你啊，她说换了新手机再给你打，我觉得语气不对，感觉特别特别远，像在美国打的那种感觉，在很远的一个地方想我们的感觉。”
刘振豪说：“从我对她的了解，真正她很在意的事情，她不太爱说。但她是有理由的，她担心讲出来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影响到大家的氛围。”
事实上，直到陈琳去世之前，她都没有放弃从不好的状态中走出的愿望，她尝试用各种方式改变自己，但这一切努力最终无法让她走出来。从陈琳周围的朋友的分析不难判断，陈琳的第二次婚姻加速了她的生命终结。
袁浪以前是陈琳的造型师，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在回忆与陈琳交往的过程时说：“我们像家人一样，今年去海拉尔，我还帮她拍照，做这张新唱片。还好，我觉得她很积极，对生活对朋友都没得说。只要在做音乐她就高兴，每天跟花儿一样。她还随时带一个速写本，随时写一些、画一些在上面。最近一两年，她喜欢旅行，旅行很轻松很快乐，她会写一些东西。”
袁浪和陈琳最后一次联系是10月28日，也就是她去世前几天，袁浪与一个朋友通电话，这人也是陈琳的朋友，当时陈琳给这个朋友发过一条短信：“人心强命薄，让我们学会放下，共勉。”这个朋友把短信转发给袁浪，“后来我看到就崩溃了，我想可能她情绪上有些波动”。
在陈琳最后的日子，陪伴她的是张强以及高明骏夫妇。高明骏的太太小妹说：“她常常说，没事，你放心，我知道，没问题的。”
高明骏说：“陈琳最大的变化是这半年，她感觉生活有问题。”
小妹回忆说：“她说她从贵州回来开始的，半年前她去贵州，一路把她吓得魂都飞了。她说她现在常常是恍惚的，精神是游离的，魂都不在了。”事实上这时的陈琳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但即便这时，陈琳也没有把自己得抑郁症的事情告诉高明骏夫妇。高明骏说：“抑郁症就是潜在的，你不仔细观察，可能不清楚，原来我们也没想到，如果想到，大家会更注意一些，在各方面会慢慢去帮助她。我们也是在她出事的前两天才知道的。”
小妹说：“她觉得后来的婚姻不是原来预期的那么美好理想，现实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不过她最近每天早上都起来练太极拳，大家也都在帮助她。说多了我觉得对她也有负担，她更不愿意跟我们说了。所以这两年相处反而比较少了，不怎么来往了。出事前两天的下午，我们在一起，她说得最多的是她对自己的生活有点失控，我说可以走出来，她说她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去反抗现在的情况。她说连工作状态也没办法进入，没办法演出，身体也糟透了。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她来我家，我弄了很多吃的，我跟阿姨说煲汤给她补一补，让她身体好些。她说，我很久没有这种被照顾的感觉，很久没有生活上幸福的状态了。在饭桌上，她说好久没有这样温馨舒服地吃顿饭，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过。”
10月29日，陈琳突然给小妹发短信，说她跟丈夫回湖北孝感，已经在西客站，但是说舍不得他们。小妹给陈琳发短信说：“任何时候任何需要打电话给我们。”然后陈琳便打电话给小妹，说不想走，这样，小妹和张强一起开车将陈琳从西客站接回了张强的家。
第二天一早，陈琳去高明骏家吃早点，然后小妹陪陈琳到温榆河看野鸭。“在比较辽阔的地方让她心情舒缓一些，那天聊得比较多，主要她说自己这段时间，无论生活、婚姻，确实过得很不好。她不是不想说，她有所保留，都是成年人，一般都不会追问这些事情。甚至她后来结婚这件事，都是从网上看到的，她没有告诉我们，挺突然的。我们在网上看到后，发个短信祝福她。”
在温榆河，陈琳跟小妹说过她有过轻生的念头。“当时我安慰她，我说没必要，你这么热爱生活，热爱朋友，热爱美食，你又那么容易感动。很多人也遇到这种事，人家什么都没有，你再怎么样有音乐，有资产，有朋友，有你热爱的工作，你很容易找回你重新的生活……现在想想，我太不敏感了。”
傍晚，张强将陈琳接回家，她一直陪着陈琳，给她听苏打绿的歌曲，弹吉他唱歌，一直陪到很晚，直到陈琳睡去。张强的家是复式结构，然后张强上楼，陈琳住下层。
“我们还庆幸觉得帮了她，拉了她一把，结果夜里就出事了。”小妹说。
10月31日，张强一大早就被小区的保安吵醒，问家里有没有小孩，张强没有理会，早上9点多起床给陈琳做饭，做好后发现陈琳不在房间，便给小妹打电话，问陈琳是不是去她家了。小妹说没有。张强打陈琳的手机，不通，后来张强发现陈琳住的房间窗户是开的，便走到阳台，等她从阳台往下看的时候，发现楼底下全是人，她知道，陈琳出事了。
“张强给我打电话，说陈琳出事了。”小妹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两家很近，我们着急，便开车过去，车开到一半，路上全是人，便开不动了，只好下车跑过去。”
事实上，在小妹看来，头一天陪陈琳出去散心，已经把她开导得差不多了，当时陈琳也表示，自己已经看透了，明白了。“她还说了接下来的计划，甚至她不跟他走了，跟我们回来了，所以我不觉得她会有这个极端的选择。”小妹说，当时，陈琳说她的下一步计划是：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好好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暂时跟张超峰分开。小妹说：“可能白天缓解了，但在夜里她又不好了，她一直睡眠很差，可能往往抑郁症的人在那一刹那就过不去了。”
梁芒也认为：“我知道最后她的反应和判断已经很模糊了，有时候她会花两三个小时想一个事情，很简单的事情她可能判断不了。”
小妹觉得，陈琳可能就差那么一个坎儿没有越过去，她在选择自杀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这一点让她一直感到遗憾和内疚，如果朋友们再留意一下，悲剧可能不会发生。
在陈琳的朋友眼里，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乐观、坚强、热爱音乐、追求纯粹的感情，不愿把不好的一面展示在朋友面前。在她最后的日子，她仍然试图用她坚强的性格同命运做最后一搏，她坚强的性格并没有在逆境中帮助她，反而像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坚强反而压垮了她，当最后一块牌倒下，她知道，她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