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儿乐团中的阿沁和Faye是恋人，建宁永远戴着墨镜。图/CFP

　　飞儿乐团2004年的第一张专辑就推出过《Fly Away》、《你的微笑》等广为传唱的歌曲。如今他们的专辑已经出到了第五张，还将举办北京演唱会。日前接受采访时，三人显得十分和谐：美女Faye负责说一些准备好的话；男友阿沁与她插科打诨；碰到那些“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时，就把皮球踢给“老师”建宁。这样的组合方式很有笑点，也让大家产生了“三角形最稳定”的联想。对于“解散”的传闻，飞儿乐团直言只是噱头罢了。

　　演唱会

　　票卖得好的话，建宁摘墨镜

　　新京报：最近你们去哪里都打着“微笑”牌，发布会上的气球也都画着笑脸。

　　Faye：微笑是跟我们第五张专辑《让我们一起微笑吧》有关。因为最近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发生，各行各业都会面临许多困难。我们觉得微笑是这个世界现在蛮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微笑起来的动力。

　　新京报：你们说的“困难”是指乐坛还是更宽泛的范围？

　　Faye：都是。包括很多事情———全球变暖，还有海地大地震那些。大家做音乐就用音乐表达对这件事情、这个世界的关怀，其实音乐也是力量。

　　新京报：据说你们会在演唱会上和歌迷分享秘密，会不会上演求婚？

　　Faye：完全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喜不喜欢。

　　阿沁：我已经被嫌弃过了，因为她说我送她的戒指是假的。以前大家只听到飞儿唱歌，演唱会上我们会分享音乐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我们三个人之间一些小秘密。老师刚才在记者发布会也说了，如果这个票卖得好的话，老师可能会把他的墨镜脱掉———老师一个双眼皮一个单眼皮。

　　建宁：我们三个人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关心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这个Party就会跟大家分享秘密。

　　阿沁：老师你每次都把公布秘密的事交给我们，可是很多粉丝都在看你！要不脱墨镜、求婚你选一个。每次都是我们，你都没有亮点。

　　地下音乐

　　重金属乐队居然找我们合影

　　新京报：据说你们周末去了MAO，看了什么演出？

　　阿沁：看了一个重金属的摇滚Party，就是不停甩头的那种样子，和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一开始会觉得他们很凶，但下了台之后他们居然认出了我们，还要求和我们合影。我觉得内地的音乐人，尤其年轻的一辈，他们都很直接，也真的蛮不容易。我问你们有没有录专辑，他就说有啊，省吃俭用，勉强录一录，我觉得很感动。

　　Faye：我很喜欢看这些表演，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熬，都是要有一股很强热情才能支撑。我们在2004年之前，也是各自在校园努力，跟这个一模一样，也没有钱，当时总是觉得没有钱没有关系，我有这股志气在，我就想办法把我自己的东西努力做出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知道。去了MAO之后，就觉得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很想要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块天地，越来越被大家接受。

　　新京报：建宁应该是经常在北京待的吧。

　　建宁：其实我进来蛮早，我和黄小茂合开一个音乐公司，今年推出了Aok乐队，是一个庞克乐团。我看着他们感触很深，在内地做乐团不容易，这种音乐的大环境没有办法支付他们很多，包括很多现场演出都没法让这么多乐器同时上场，可是我觉得他们都在不断努力，音乐的水平有非常大的进步。我甚至可以断言，其实内地的摇滚乐基础比台湾好，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很认真，包括乐队练习，演练的时间都非常久，只是欠缺一个大环境。

　　娱乐圈

　　既然要解散还发什么片呢？

　　新京报：你们三个人的性格差异蛮大的，但可以把一个乐团做五年，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阿沁：好多乐团可能因为某个成员脚臭就分手了，这都是很常见的。我们一开始从没有名气，到有名气，慢慢出现金钱的诱惑和彼此的矛盾，我们肯定要做一个妥协，但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做了什么妥协上面，要放在如何找到交集上。

　　新京报：你们三个意见出现矛盾的时候，是建宁拿主意吗？

　　建宁：假设把乐团比作开飞机，我会负责这个乐团重大的一些方向，就像是开飞机的人；阿沁肯定是引擎，他提供很好的创作；而歌写得再复杂，主唱不能唱也是白搭。我们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分工。

　　新京报：解散传闻不会困扰到你们吗？

　　建宁：娱乐圈就是这样，当你要发片的时候，就会拿“解散”做噱头，但既然要解散还发什么片呢？奇怪了。

　　Faye：所以别人帮我们炒新闻，OK，我们可以接受。

　　建宁：不过我们的个性比较低调的，不会故意去抢版面。我们要炒作的话，突然放一个什么大话来炮轰谁就可以了嘛。我们相信五年十年后，这个东西可以得到检验。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康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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