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林为中日文化搭桥 率领日本华乐团献艺世博
本报记者伍斌
前晚，一个中国上海人，率领着一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部由日本人组成的中国民乐团——日本华乐团，在世博文化中心奉献了世博之旅的高潮演出。
在6场“和平欢乐颂”公演中，从160位日本演奏家的手上，流淌出风光无限的《白帝城》《汉宫秋月》，当然也有为世博会专门编配的《欢腾的世博》，中日民乐界、歌唱界众多大腕都加入了表演行列，日方演员唱响《我爱你中国》和《长江之歌》时满场惊叹。大阪市长平松邦夫发来贺信说：“我深信日本华乐团的演奏和大正合唱团的歌声一定会为大阪和上海、日本和中国架起相互理解和交流的桥梁……”
为世博舞台创造 “外国人演华乐”盛况，更通过名噪日本乐坛的这支民族乐团为中日文化牵起红线者，叫龚林。舞台上，他挥舞银棒，未及转身谢幕，他已被满场观众的掌声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感慨，这个在中日文化界传为奇谈的华乐品牌建树起来了，15个春秋甘苦自知，值！
从攻学位到传文化
龚林的家乡是绿色崇明岛，尽管已是成绩斐然的音乐学博士、作曲家、指挥家，但言谈间的那份质朴率真，依然显示着他是那个“农民的儿子”。龚林回忆，1992年，在他从上海音乐学院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三年后，选择去日本留学，攻读民族音乐学专业，拿在日本文科授予量非常少的博士学位。异国圆梦艰辛，更何况叩门者之前在国内还专攻中国音乐史。为此，龚林发了狠劲，除了主课外，他贪婪地汲取着民族音乐学、作曲、指挥等专业的养分，2年计划拉长到5年，最终戴上博士帽时，他修到的学分远远超过所需，让日本导师感佩这个中国学生的勤奋与广博。扎实的中国音乐基底，加上赴日对中日民族音乐的钻研探究，开阔了龚林的学思，也让他在他乡遇到很多音乐知音。
与“博士梦”同时展开的，是普及民乐的“中国梦”。龚林说，赴日半年后他开始演出，由此广为结识日本民乐界尺八、古筝、二胡演奏家。 “一接触才知道，原来在印象中比中国保存、传承得更好的日本民族音乐，其实深陷危机。当时在日本，西洋音乐、流行音乐冲击着民族音乐，一百个孩子中都未必有一个愿意学日本民族乐器的，这个情况比国内还糟糕。日本人对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的发展更是一点也不知道。 ”深受刺激的龚林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作为一个跨国修行民乐者，他早已明白“中日民乐不分家”之渊源，他立志做一个民族音乐的推介者，不分二胡、尺八，用华乐叩开日本人的心扉，也让他们更了解中国的音乐和文化。
龚林边读书，边“造梦”。突破点放在了创办一个华乐团上，因为龚林觉得，乐团的平台最快捷、力量最大、受众面也最广，普及中国音乐必定更有效。 “我要让全日本听到中国的心声，中国的和声！ ”他还梦想着这个民乐团，能全部让日本人来担任演奏员！
大地震“震”出华乐团
上世纪九十年代乐团筹建初期，日本友人给了龚林可贵的支持。 “和田幸子把自家客厅腾出来，请来各处的朋友，办第一个介绍中国音乐的家庭音乐会，现在她已经是华乐团事务局长，事无巨细概能打理。日本老人宫屑是一家株式会社的老社长，知道要办乐团后，当时已年近七旬的他三次找上门来没碰到我，在我门上贴条留电话，一定要学习中国乐器和加入乐团。后来我办中国音乐爱好家协会(也是乐团前身)的时候，老人担任了会长。 ”龚林顿了一下，有点难过地说，“遗憾的是，1999年我要带日本华乐团到北京演出时，宫屑已经病得很重。弥留之际，我去医院看他。老人嘴角蠕动：‘到了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如果我有来世的话，我还想拉二胡。 ’这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
1994年底，乐团招聘到了30多个演奏者，大家满心欢喜，筹备成立大会。哪想到翌年1月17日，阪神突发7.3级大地震，受灾人数超过32万，龚林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一个多月后，他接到第一个电话，是一个演奏员打来的：“老师，我的家没有了，人还好，特向您报告。何时报到，请通知。 ”之后几天，很多乐手的电话都来了。龚林喜极而泣。不久，日本华乐团正式成立了。
如今掌控着80多人编制的乐团，龚林依然自豪地说：“这是震出来的乐团！ ”
15年，雪球越滚越大
乐团启动资金，全部靠龚林自己带教民乐学生辛苦积攒；乐器，则靠他回国时一件件地买、一次次地背过去……就靠这样”起家”，1年、3年、5年、15年，华乐逐渐流淌全日本，对中国民乐的好奇、参与、热爱之势，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日本华乐团中，除了艺术总监和指挥龚林一个“外国人”，演奏员清一色是日本人，从20多岁的音乐学院毕业生，到目前年龄最大的70岁中国音乐 “爱好家”，构成非常丰富。这不是一家“养”演奏员的官方院团，它以对华乐的热爱为纽带，走的是社会支持、演出平衡的发展之路。“比如乐团有些专业演奏家平常可以从团里拿补贴；有的是有演出才有收入；有的则倒过来还给乐团交钱。 ”在这种灵活的办团机制下，乐团并不以生存为演出动力，却在从2003年到2009年底的7年里，在日本演出501场，平均每年演出72场，奏响最多的曲目则是《二泉映月》。《和平颂》《欢乐颂》《友好颂》《鉴真颂》这些辉煌新乐章，近10年间也由乐团在中日两国演绎。
民乐教育也随乐团发展在日本风生水起。 “15年来进出乐团的演奏员，到了社会上个个都成了中国乐器的老师；华乐团音乐学院培养了几千名日本学生；雅马哈公司委托乐团培养的15名二胡教师，也普及到各地再收徒。民乐演奏在日本有了多少‘徒子徒孙”，都已经数不清啦。 ”龚林笑着说。如今在日本主要城市的街头、地铁里，常可看到背着小提琴或中国二胡出入的日本人，这就是变化。影响力做大后，矜持的日本主流媒体无一例外地对乐团予以报道，它们评价乐团对中国民乐在日本的文化交流与推动作用明显，更有人评论它“已经融入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也使日本民族音乐界从危机中看到了希望”。
说到乐团的成功，不能不提到身为日本知名跨国公司乐敦制药株式会社社长的三田邦雄先生的无私帮助。作为百年老企的第三代传人，三田熟稔唐诗宋词、中国书画音律，尤喜扬琴。他与龚林的缘分完全是文化“一线牵”。龚林回忆，三田早年资助过他的毕业音乐会。华乐团成立后，每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三田从不吝于施援手。但是迄今为止，他与龚林都没有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也没有邀他访过府上，保持着“君子之交”。三田不担任乐团任何职务，只是在这次特殊的世博行中义务担任团长。他表示：“以后我还将继续扶植中国音乐在日本的发展。 ”
为中日文化互动“搭桥”
除了用华乐的音符叩开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纳与喜爱，龚林还以乐团为媒，为这两个既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又有历史宿怨的国家进行着文化上的沟通与互动。
2006年，也就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第二年，南京市政府邀请日本华乐团参加南京国际文化历史名城博览会，希望能与南京的乐团合作，上演赵季平新作《和平颂》。这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正视历史、呼唤和平的作品。中方姿态友好热烈而诚恳，在日本方面，敏感时期公演敏感曲目，则舆论不一，一些右翼团体发出噪音。乐团演奏员全是日本人，去还是不去的问题，在临出发前一个星期还莫衷一是。 “事情到了关键时刻，终于在日本民间许多友人的鼎力支持下，华乐团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还是决定去。整个演出，比预想的顺利很多。 ”
让龚林感动的是，他几乎不用对团员解释过多《和平颂》的历史意义，这些爱日本、也爱中国音乐的演奏员们都领会得很好。其实音乐里什么都有了。当这些日本演奏家怀着坦然与深挚之情，演奏出浓缩“历史之痛”的“金陵·大江、江泪、江怨、江怒、和平颂”五个乐章，感动了所有观众，也让这场公演影响深远。
久居日本的龚林说：“老一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字、文化与中国的渊源关系比较认同，他们了解和研究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热情很大，相对而言，年青一代对中国的了解则不够。中日两国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民族情结。如果没有一代代人的交流，那么，便不利于消除误解、隔阂的状态。所以我选择了留在日本，国家的友好交往，应该从文化交流开始。”
世博会上，中日音乐不分你我地交融，让龚林发自内心地感叹：“一个国家的强盛，最终不是体现在你有多少高楼和汽车，而是体现在你的文化是否被世界接受。如果若干年之后，全世界到处都有民乐热，甚至有各种种族、肤色、国别的演奏员能加入一支真正国际化的民乐团，那才可以被视为中国音乐真正的强盛。”龚林最后再次向记者表明心声：“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我深感责任重大。那就是，要有一颗‘我是中国人的良心’，要尽一份‘我是中国人的责任’，要负一种‘我是中国人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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